阿尔伯特·史蒂文斯，一个原本默默无闻的普通美国油漆工，因一项秘密的核辐射人体实验而登上了科学史和伦理争议的前沿。他被认为是历史上接受过最高累计辐射剂量的人，却并未因辐射而死亡。这个令人震惊的人体辐射故事，揭示了二战时期核武器研发背后的隐秘实验，以及放射性物质对人体的复杂影响。史蒂文斯的经历不仅丰富了放射生物学的知识，也引发了公众对医学伦理和知情同意的深刻反思。阿尔伯特·史蒂文斯于1887年出生于俄亥俄州，年轻时移居加利福尼亚，过着平凡的油漆工生活。1945年5月14日，史蒂文斯因被误诊为晚期胃癌，被安排到旧金山加州大学医院接受治疗。
然而，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作为曼哈顿计划下的一部分，他被注射了约3.5微居里的放射性钚（238Pu和239Pu同位素混合）。当时，科学家们试图了解放射性钚注入人体后如何在体内分布及代谢，但对钚的毒性和影响知之甚少。史蒂文斯的注射剂量远超过了“教科书上的致死剂量”。令人惊讶的是，他在接受了如此高剂量的辐射后，依旧活跃地生活了二十年之久，最终于1966年因心脏疾病去世。其身体内残留的钚数量逐年递减，科学家通过分析其尿液和粪便中微量排泄的钚元素，对其体内放射性物质的代谢过程进行了详尽研究。钚一直作为原子弹制造的重要关键材料，自1940年代初开始被合成和制备。
曼哈顿项目的目的是在二战期间开发原子武器，钚作为最主要的裂变核材料，其安全性和人体影响成为科学界的重大未知。钚在人体内以α粒子放射为主，外部检测极其困难，只能通过尿液和粪便的放射性分析间接判断人体内的放射物质含量。1944年以来，很多属于曼哈顿计划工作人员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因钚泄漏事件被暴露于放射性环境，甚至出现了误服和吸入的案例。为了建立人体吸收和排毒机制的科学模型，研究人员开始对动物进行钚注射实验，继而扩大到人体试验。然而，这些实验大多数没有被受试者知晓，更没有严格的知情同意程序，极大地违反了现代医学伦理原则。史蒂文斯当时患有被误诊为癌症的胃溃疡，医生甚至进行了大规模的外科手术，切除了部分肝脏、脾脏和其他组织，试图阻止癌症扩散，但术后病理结果显示他根本没有癌症存在。
术后，科学家们对他体内的放射性钚进行了长达几百天的样本监测。史蒂文斯完全不知道自己被作为人体钚注射试验的对象，他甚至接受了免费的医疗监测，也没被告知真实实验目的。随着时间推移，虽然潜藏在体内的钚持续释放辐射，但没有出现明显的骨癌等被普遍认定的辐射病症。这一点给科学家留下了诸多思考：即使钚积累在骨骼和肝脏组织，吸收了极高剂量的辐射，人体是否对某些放射性元素有一定的耐受能力或修复机制？史蒂文斯不仅是最著名的人体钚注射受试对象，也是范围较广的18名钚注射实验人的一员。这些实验对象年龄多样，均被误诊为晚期疾病。大部分人未因钚直接致死，多数死于原有疾病或其它非放射因。
严重的伦理争议因此产生：在未告知和未同意的情况下，将放射性重金属注入人体是否合理？这类秘密的医学实验促使20世纪末公众关注人体辐射实验的透明性和受害者权益保护。1990年代，记者艾琳·韦尔索姆通过长期调查，披露了这批人体放射实验的隐秘历史。她在著作《钚档案》中详细讲述了史蒂文斯等人的遭遇，揭露了政府对人体辐射实验的隐瞒。报道发布后，美国政府被迫公开承认并致歉，同时启动了相关调查委员会追究历史责任。史蒂文斯已故之后，他的骨灰先后被运送至美国阿贡国家实验室和华盛顿州立大学放射性人体组织库，成为放射生物学研究的重要资料。科学研究显示，他体内累积的有效辐射剂量达到64西弗（6400雷姆），是目前记录中人体吸收最高的辐射剂量，远超今日核工业工作人员的安全标准。
虽然高剂量的放射性暴露通常被认为会导致癌症等疾病，史蒂文斯却未出现相关辐射病变，其死亡原因被归结为心脏和呼吸系统疾病。这一现象引发学界关于辐射剂量与生物效应关系的进一步探讨。史蒂文斯一案体现出科学研究与伦理界限之间复杂的矛盾。20世纪中期刚进入核时代，人类对放射性物质的认知有限，且战争压力与技术发展使得科研伦理往往被忽视。人体钚注射事件成为科学史上的阴暗篇章之一，警示后人必须谨守知情同意和尊重人权的原则。今天，史蒂文斯的故事不仅是核时代科学探索的遗留，更是对医学伦理、法律法规完善的反思。
他的经历提醒我们，科学进步应以尊重个体权益、维护人类尊严为根基。科学研究应兼顾技术突破和伦理合规，建立起公众信任。随着核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及核医学的发展，对放射性物质的安全使用和人体影响的研究仍然至关重要。史蒂文斯为科学界提供了珍贵且严肃的实验数据，其生命见证了危险和未知的辐射世界。放射性钚注射实验，是战争时期特定背景下的产物，但也成为现代科学道德教育中的经典案例。今天回顾他的故事，我们更应反思人类对于科学探索无止境的追求是否应有温度与边界。
尊重和保护试验对象的权利，是确保科研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