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主义作为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兴起的重要政治与社会运动，曾经在推动社会改革、公平正义和政府职责的扩展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它在推动劳工权益、环境保护和社会福利方面取得了深远影响，成为西方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进入21世纪特别是近几年以来，进步主义似乎经历了深刻的身份危机和理念上的大幅动摇，甚至有人断言，传统意义上的进步主义已逐渐消退，成为历史的回声。究竟什么导致了这一变化？进步主义又面对着怎样的挑战和困境？本文从政治哲学、社会文化以及话语框架等角度进行深入剖析。 理解进步主义的起点，需要关注其核心价值观：推动社会正义、促进平等机会、保护弱势群体以及为公众利益构建更公平的制度。进步主义普遍倡导政府在经济和社会事务中的积极干预，强调教育、医疗和环境等领域的改革。
同时，进步思想主张通过理性、科学和人道主义的视角，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与人类福祉的提升。传统的进步主义者多以培养公民美德和社会责任为己任，强调对下一代的关怀和保护。 在现代政治沟通中，认知语言学专家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提出了“框架”（framing）的关键理念，对理解进步主义话语的现状提供了宝贵视角。莱考夫指出，人们理解复杂问题时，往往依赖于简单而生动的隐喻和框架，这些框架构成了政治语言的骨架，决定了公众的认知路径和情感反应。传统进步主义常用的“养育型父母”隐喻强调关怀、包容和共同成长，这与保守派“严格父亲”形象形成鲜明对比。前者注重保护弱者，通过教育和支持引导社会前进；后者则强调纪律、秩序和权威。
然而，近年来，进步主义内部对核心价值的坚持似乎出现了裂痕。一方面，部分进步派人士在涉及公共卫生、文化议题以及社会治理的复杂问题上，表现出高度的意识形态一致性，甚至采取激烈的言辞和排他态度，这与养育型父母的包容特质有所背离。另一方面，政策执行层面亦显示出对广泛民意的忽视和对权力结构的过度信任，这引发批评者对“监管俘获”和集体思维的担忧。 以新冠疫情和疫苗政策为例，传统上进步主义者支持科学、公共卫生措施以及政府责任感，视为保护公共利益的体现。然而部分批评者认为，当前进步派对于疫苗强制接种及相关政策的支持，忽视了对个体意愿和医学伦理的关照，甚至对持不同意见者采取打压和标签化的做法。这种状况挑战了进步主义原有的“以人为本”和“理性对话”的价值定位，使得部分曾经的进步派信徒渐感迷失。
框架理论为理解这一变化提供了重要洞察。每一个词汇都承载着框架信息，例如“争论”常被描述为战争，这种隐喻不仅影响认知，也驱动行为。试图否定对方的战争框架往往反而强化了该框架，因此积极构建新的、正面的框架成为政治沟通的关键。遗憾的是，进步主义的话语在某些场合陷入了自我对立的语境，未能有效地重塑框架以适应新的社会现实，反而强化了对立和分裂。 进步主义的这种衰退，部分源于缺乏自我反思与包容的能力。之前强调的批判精神和多元共存理念，似乎被统一的意识形态和群体压力所取代。
由此，曾经以开放心态面对复杂问题的政治实践，逐渐演变成不容异音的教条主义。社会大众在这种氛围下，感受到精神和认知上的排斥，进步主义的吸引力和动员力因此大幅降低。 此外，数字媒体和社交平台的兴起，虽然赋予了公民更多表达自由，但也加剧了舆论分裂和极端化趋势。在这些平台上，信息的快速传播使得情绪化和片面化的内容更易获得关注，传统的理性辩论和基于证据的公共对话被弱化。进步主义在此环境下未能有效适应传播规则，陷入了传播力不足和话语被边缘化的尴尬处境。 面对上述困境，有识之士呼吁重新审视进步主义的核心，回归其原初的理念与价值观。
这包括强调独立思考、持续批判权威、尊重个体权利和医学伦理，以及关怀弱势群体而非简单服从权威。进步主义还应当结合现实的复杂性，重视科学多样性和公民参与，促进跨领域的合作与包容，而非将问题的复杂性一律简化或政治化。 未来的进步主义，或许需要在全球化、技术革命和社会多元化的大背景下，打造新的沟通框架与理念基础。通过创新话语模式，重新构建公共信任，进步主义有望摆脱当前的困境，重新成为推动社会公平、环境可持续以及人类共同福祉的重要力量。 总的来说，进步主义的摇摆与迷失反映了当代政治环境的复杂转型。理念的坚守与灵活应对、传统价值与现实挑战的平衡、包容多元与维护原则的权衡，成为每一个关心社会未来的人必须面对的问题。
进步主义的未来，关键在于能否完成自我超越，实现理念的现代化，同时保持其人文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为构建更加公正和美好的社会贡献智慧与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