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多个沿海城市面临着土地快速下沉的问题，引发广泛关注。沉降现象不仅加剧了城市洪涝灾害的频率和强度，也给数以千万计的居民带来严重的生活困境。根据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近期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全球48个沿海大城市中，有22个城市每年平均沉降速度达到或超过1厘米，这一现象在亚洲、非洲、欧洲和美洲均有明显表现。这种沉降速度被科学家称为“令人担忧的速度”，凸显了人类无法忽视的环境危机。以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为例，过去几十年里，城市土地沉降已导致部分区域下沉4米之多，使得城市很多地区的地面比道路低，导致频繁的洪水泛滥和居民生活不便。雅加达不仅地理位置处于13条河流的河口三角洲，且地下水过度抽取进一步加剧了地面沉降。
住房层层抬高、墙体开裂、地下室淹水等问题成为当地居民的日常困扰。类似情况也出现在亚洲其他快速发展的城市，如天津、上海、曼谷和胡志明市。这些城市由于快速的工业化和人口增长，地下水资源被大量开采，导致土壤压缩和地面沉降现象。同时，气候变化引起的海平面上升加剧了相对海平面上升的风险，形成“双重打击”。水资源紧张，建设密集，使地下水抽取成为许多城市不可避免的选择。地下水存在于土壤、砂岩和裂隙中，是全球约一半家庭饮用水和农业灌溉的重要来源。
然而，长期过度抽取地下水，特别是在城市扩张迅猛的地区，导致土壤间隙减少，地基下沉，建筑物随之倾斜或开裂。专家指出，亚洲和东南亚地区的城市受到特别严重的影响，主要因为这一地区人口增长迅速，对水资源需求极大。高需求导致地下水抽取呈持续增长趋势，形成“恶性循环”，令沉降速度不断加快。另一个严重影响沉降的是土壤类型。沿海城市通常建立在低洼的三角洲地区，这些土壤较为松软，易受压缩变形。雅加达、曼谷和上海等城市均属于此类，因而对地下水抽取尤其敏感。
对城市而言，地面沉降意味着防洪压力加大。那些建立防波堤、水坝等结构以阻止海水入侵的城市，往往陷入所谓的“盆地效应”困境。防洪墙阻挡海水，但雨水和河流水流受阻，无法顺畅排出，加剧内涝风险。诸如雅加达和胡志明市等地已建成若干抽水站，试图排除积水，但这种方案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沉降与水位上升问题。另一方面，通过学习日本东京的经验，一些城市尝试从治理地下水抽取入手。东京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严格管控地下水抽取，并建立了完善的水资源管理体系，采用由远郊森林和水库供水的集中系统，有效减缓了土地沉降。
该方案尽管成本较高，却被视为减少沉降最有效的措施之一。部分城市亦采用创新的技术手段，比如上海向地下水抽取井回注净化水，用以维持地下水压力，缓解沉降速度。此外，“海绵城市”理念逐渐被更多城市采纳，通过增加绿地、湿地、水体和渗透性铺装材料，增强城市对降雨的吸收和调蓄能力，从而减少积水和内涝，提高城市韧性。尽管这些努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问题，但长期有效的解决方案仍需各方协同合作。沉降问题的根源复杂，涉及水资源管理、土地利用规划、气候变化应对等多重领域。政府、科学家和居民需共同制定并执行可持续发展政策，限制地下水过度使用，加大公共供水系统建设投资，提高排水和防洪基础设施质量。
没有及时有效的干预，沉降将加重，城市淹没的风险加大，类似雅加达和尼日利亚拉各斯等城市的大规模人口将面临迁移的严峻挑战。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天气事件及海平面上升趋势不可忽视，城市应加快适应步伐，评估并增强自身对洪水和沉降的应对能力。沉降速度的监测与预测技术也需要加强，借助卫星遥感等现代科技手段进行高精度测量，及时预警风险，科学指导城市规划和灾害防范。总体来看，城市沉降作为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范围的关注和应对。通过跨国合作分享经验与技术，发展低碳经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同时优化城市水资源利用效率，才能从根本上遏制沉降趋势。对于生活在沉降区域的居民而言，保障安全住房和改善基础设施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同时，应加强公众教育，提高居民对沉降风险的认知，促进社区参与风险管理。城市是现代文明的象征，也是未来发展的希望。解决城市沉降问题，不仅关系到亿万人口的安全和福祉，更是人类应对环境危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考验。面对沉降带来的挑战，唯有科学、协调与创新并举，才能让城市在变革中站稳脚跟，迎接更加稳定和美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