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名女性因自助堕胎而成为执法部门重点监控的对象。令人震惊的是，为了追踪她的行踪，当地警察局利用了超过83,000台自动车牌识别（ALPR）摄像头，并调取了遍布全美各地，甚至跨州的数据。这起事件不仅揭示了科技监控技术在个人隐私方面的安全隐患，也展现了当前美国生殖权利法律环境下，科技如何被用于强制执行极具争议的法律。随着2022年美国最高法院“Dobbs诉杰克逊妇女健康组织案”推翻罗诉韦德案的判决，堕胎的合法性问题被交由各州自行决定。德州很快实施了几乎全面禁止堕胎的法律，执法力度也因此大幅加强。在此背景下，像自动车牌识别这样的监控技术被引入，成为警方追踪被怀疑违反堕胎法律对象的重要工具。
自动车牌识别摄像头本身最初是为了追查失窃车辆、寻找走失人员等公共安全目的而设计，但其海量收集车辆行踪数据的能力却逐渐被扩展用于更广泛的监控。执法机关通过遍布街头、路口的驾车监控设备，能够实时扫描并存储数以万计的车牌信息，形成详细的车辆移动轨迹。值得注意的是，服务于警方和相关执法部门的数据供应商如Flock Safety，将这些分散的摄像头网络整合成一个巨大数据库，使执法人员能够跨州检索车辆位置及往返路线。此次警方针对堕胎女性展开的追踪行动就涉及了位于华盛顿州和伊利诺伊州等堕胎权受保护州的摄像头，这些跨州数据共享引发了诸多隐私和司法管辖权的质疑。电子前沿基金会（EFF）公开的调查显示，超过1800个执法机构部署了自动车牌识别系统，更有至少4000家机构能通过Flock Safety等供应商的数据库跨机构、跨州访问交通数据。多数数据交换几乎没有监管和限制，缺乏明确的访问标准与监督机制。
这样的情况让原本应用于公共安全保障的技术，变成了执行堕胎禁令的高效工具。监控技术与日俱增地被用于搜集私人医疗信息及追踪涉嫌“违法堕胎”的女性。调查资料中甚至直接标明执法目的为“堕胎，寻找女性”，显示这类监控背后的执法动机明确。与此同时，许多类似的车牌查询仅标注明“调查”字样，掩盖了具体的调查内容，使这类监控活动更难被公众发现和监督。这种大规模的无授权跨州监控正在侵蚀社会对隐私权和个人自由的基本保护，特别是在堕胎权利高度敏感的当下。车牌识别技术的隐私风险不仅体现在其庞大的数据链上，更在于其如何被触发。
研究指出，自助堕胎案件中相当一部分是由熟人举报，包括亲友或伴侣提供线索。只需一个简单的举报，警方就能迅速调取全国范围内的车辆监控数据，发起漫长且广泛的轨迹追踪。反堕胎活动者长期搜集堕胎诊所患者和医生车辆信息，将其与自动车牌识别数据库比对，形成更完善的监控网絡，推动执法效率和监控深度。这种滥用监控技术的情况并非单一现象。过去的调查显示，加利福尼亚州多个警察局无视州内严格的数据分享限制，私自将车牌识别数据与外州反堕胎执法机构共享，间接助长了对堕胎权利受限州的监控和执法行为。权益组织介入后，推动州政府强制停止此类非法数据流通，避免患者及医疗从业人员暴露风险。
自动车牌识别技术的泛滥和滥用，再次突出表明：生殖自由和隐私保护的紧密联系。任何侵犯医疗隐私的监控行为，都会对患者的安全和自由造成严重威胁。当下技术并非单纯的中立工具，更是政策与法律力量角逐的战场。对立双方在隐私保护和公共利益的辩论之中，彰显出数字时代个人权利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电子前沿基金会及其他民权组织呼吁，必须对公安系统及相关技术供应商的监控数据收集和使用施加严格限制。应建立具备法律效力的监管机制，禁止跨州共享涉及敏感个人信息的监控数据，确保执法行为符合隐私保护和基本人权准则。
同时，推动立法机关制定明晰、强硬的隐私保护法律，减少这种“监控围捕”状态蔓延。只有遏制监控技术滥用，才能保障女性的生殖权利和自主选择，而非利用科技打造全方位的社会监控。堕胎权与数字隐私的相互纠缠提醒社会，生殖健康决定不应成为人们被监控和追踪的借口。随着监控技术不断升级，相关法律和伦理标准也应与时俱进，防止科技成为压迫和剥夺自由的工具。公众、立法者和技术提供商应共同推动透明、公正的政策，平衡安全和隐私保护，守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