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会议员Ron Wyden与Pramila Jayapal向政府问责局提交请愿,要求彻查国土安全部利用行政传票进行秘密监控的行为,揭示隐私权、新闻自由与政府权力之间的紧张关系。
美国政治舞台近日掀起新一轮关于政府权力与公民隐私的激烈辩论。两位民主党议员 - - 俄勒冈州联邦参议员罗恩·威登和华盛顿州联邦众议员普拉米拉·贾亚帕尔 - - 在周二向美国政府问责局(GAO)递交了一份正式请愿,要求对特朗普政府期间国土安全部(DHS)使用行政传票进行的大规模秘密监控行动展开系统性调查。此次行动涉及对新闻工作者、非营利组织以及工会的电话记录、金融信息和网络账户数据进行非法获取,引发了隐私倡导者、新闻自由组织以及法学专家的强烈关注。 事件的导火索是《卫报》本周披露的一系列令人震惊的行政传票使用案例。国土安全调查局(HSI) - - 国土安全部的调查分支机构 - - 利用海关事务的行政传票权,向谷歌公司发出了针对明尼阿波利斯记者乔治亚·弗特的六个月通话记录的强制请求。更令人惊讶的是,在法官两次驳回针对弗特及前新闻主持人唐·莱蒙的搜索令申请后,HSI仍然通过行政传票向YouTube索取两人的账户信息,企图绕过司法审查。
这一做法不仅直接挑战了司法独立性,也被视为对新闻报道自由的无形压制。 除了针对新闻工作者的监视,HSI还把行政传票的触角伸向了工会和民间组织。据披露,HSI通过行政传票成功获取了某工会的财务明细以及一家非营利组织在Venmo平台的交易记录。此外,HSI还向Meta(原Facebook)、X(原Twitter)以及Reddit等大型科技公司发出了大量行政传票,试图追查匿名批评国土安全部的用户身份。此类行动在未经法院授权的情况下进行,实际上形成了一种"秘密监控"模式,绕过了传统的搜查令程序,削弱了对政府行为的司法监督。 国土安全部使用的行政传票原本是针对进出口贸易、海关关税等事务的法定工具,其授权范围本应局限于与"进口违规或关税义务"直接相关的情形。
然而,近年来行政传票的适用范围被逐步扩大,甚至被用来收集与"执法目的"相关的间接信息。法律学者指出,这种做法违背了《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对不合理搜查的保护精神,也违反了《隐私法》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条款。与此同时,HSI在每一份传票中都加入了所谓的不披露条款,要求收件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向用户透露传票的存在,声称公开信息会"阻碍调查并干扰联邦法律的执行"。隐私权倡导组织指出,这类不披露条款在法律上并不具备强制执行力,企业完全可以依据《第一修正案》向用户告知政府的信息请求,只是许多公司在监管压力和潜在报复的担忧下选择了沉默。 在此背景下,威登和贾亚帕尔的请愿书提出了若干关键诉求。首先,他们要求GAO对HSI使用行政传票的范围进行审计,尤其是针对"与进口违规或海关职责无关"的案件数量和使用频率。
其次,请愿书要求对HSI在传票中加入的不披露语言进行专项审查,评估其是否构成对接收方的非法压力,以及是否符合《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信息自由流通权利。两位议员还呼吁美国司法会议(Judicial Conference)修改现有的法院传票模板,明确规定收件人有权在未获法院禁止令的情况下向用户披露政府的信息请求。 此前的监管记录显示,类似的行政传票滥用问题并非首次出现。2017年,国土安全部监察长办公室曾发布报告,批评HSI在未进行充分法律审查的情况下频繁使用行政传票,且未对传票的合法性和必要性进行内部审查。该报告建议国土安全部对行政传票的使用流程进行整改,但目前尚不清楚该部门是否已经落实了相应的政策变化。威登和贾亚帕尔在请愿中指出,若不对此类违规行为进行系统性整改,类似的秘密监控将有可能在未来继续侵蚀公民的隐私空间。
与此同时,美国司法部和美国缉毒局(DEA)也在使用类似的"超法律"不披露条款,对企业进行信息封锁的压力。两位议员在信中提到,虽然大型科技公司通常拥有专职法务团队,能够识别并抵制此类非法定要求,但许多受监管行业的公司 - - 如电信、制药、汽车制造和银行业 - - 往往因担心监管报复而被迫遵从。这种不对等的法律环境进一步加剧了政府对私人数据的控制力度,形成了"信息不对称"与"权力不对称"的双重危机。 从更宏观的角度审视,这一系列事件反映出美国在国家安全与个人自由之间的持续拉锯。国土安全部在"打击恐怖主义"和"维护边境安全"的名义下,逐步扩展了其执法权限,却在缺乏足够透明度的情况下对普通公民、新闻工作者以及民间组织的私人信息进行秘密收集。这种做法不仅违背了民主社会对政府行为的监督原则,也可能导致公众对政府机构的信任进一步下降。
隐私权专家指出,若任由此类行政传票继续在法律灰色地带运作,将对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新闻自由以及第四修正案保护的隐私权构成根本性威胁。新闻机构在面对政府的不披露要求时,往往只能在保持报道客观性的同时承担被起诉或被迫交出信息的风险,从而形成一种"自卫性新闻报道"的逆向循环。 面对日益升级的监控争议,法律专家和公民社会组织呼吁进行多层面的制度性改革。首先,国会应当通过立法明确限定行政传票的适用范围,禁止在未取得法院授权的情况下收集与"国家安全"无关的个人数据。其次,政府应当公开行政传票的使用统计,建立独立的监督机制,对任何违规行为进行快速纠正和公开问责。第三,企业在面对政府不披露条款时应当被明确赋予通知用户的权利,且不得因遵守此类条款而受到监管处罚。
此外,司法会议在修改传票模板时,应在文件中加入明确的"通知权"条款,确保收件人能够在不受非法限制的情况下告知其用户有关政府信息请求的事实。这将有助于提升政府行为的透明度,防止行政机关通过隐蔽手段对公民进行监视。 综合来看,威登与贾亚帕尔的请愿标志着美国立法机关对行政权力滥用的一次重要反击。若GAO和司法会议能够采纳相关建议,将有望在制度层面遏制行政传票的非法扩张,恢复公众对政府监控行为的信任。与此同时,媒体和民间社会也应继续发挥监督作用,推动信息公开与法治并行,确保美国公民的隐私权与新闻自由不再成为政治博弈的牺牲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