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的世界充满了魔术与奇迹。我的父亲是一位医生,白天用医术治愈患者,晚上则穿上燕尾服和高顶帽,变身为受人尊敬的魔术师"大艾德"。他可以轻松地从耳后掏出硬币,从袖中变出绵绵不断的彩色丝巾,用手势与话语吸引众人的目光。对外人而言,他是令人称奇的表演者,而对我来说,他既是治愈者,也是幻术师,既是科学家,也是舞台魔法的制造者。父亲的双重身份让我陷入了对现实与虚幻界限的深刻思考。起初,我渴望相信他魔术中所有神奇的瞬间 - - 那只突然出现的白兔,那飘浮的灯泡,那似乎毫无可能的逃脱。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我开始注意到那些细微的破绽:一张藏匿的牌面,一只藏着硬币的微微隆起的袖口。这些在别人眼中神秘莫测的瞬间,对我而言,成了问题和挑战 - - 我想揭开谜底,看到幻象背后的真实。不是因为我心生冷漠,而是被好奇心驱使。每当魔术成功欺骗了我的眼睛,我便立志破解其中的秘密。我从父亲那里学到了一个重要的真理:无论多么迷人的幻术,都有支撑它的机制和原理。魔术邀请我们深入观察,提出疑问:这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道理?正是这种不断重复的疑问,推动我走上了科学探索的道路。
作为父亲的小助手,我陪伴他携道具、排练口才,成了他的"直男",既协助展示魔法,也始终保持怀疑的视角。如果一个魔术骗过了我,我会跃跃欲试地寻找到破解它的办法。成功时,我用热烈的掌声鼓励父亲;破解时,我感受到了揭示自然规律的满足感。这种从幻术中学习怀疑精神,进而追求证据的过程,影响深远。对我来说,光看表象绝不够,我渴望弄清楚表象之下的实质。怀着这种怀疑和探索的态度,我看待生活中的各种现象。
20世纪50年代的现实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戏剧舞台:学校里举行冷战钻防演练,成人们在酒会中戴着面具快乐地交谈,表面欢乐却暗藏焦虑。我的父亲作为当时盛行使用镇静剂的医生,活在矛盾的夹缝中 - - 既能真正帮人治疗疾病,也有着自我塑造的夸张一面。正是在这盘旋着幻象与现实的熔炉中,我渐渐塑造了自己的身份认同,作为一个儿子,更作为一名初入科学世界的探索者。魔术依赖欺骗,而科学更像一种更伟大的魔法,因为科学要求提出正确的问题,用证据去回答。进入青少年阶段,我开始尝试自己的"小实验":测量火柴在不同环境下的燃烧时间,称量化学实验前后的物质重量,观察新泽西后院的星空。这些虽非正式的科学活动,但它们孕育着与破解父亲魔术相同的精神:不满足于表面,测试假设,坚信真理不是令人眼花缭乱的表象,而是经得起验证的本质。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看到了魔术与大脑之间的微妙相似。魔术师通过转移注意力来误导观众,人的大脑在感知时也常常被引导。魔术利用观众的预期制造错觉,人的感知同样受期待影响而产生偏差。无论是在舞台上还是在大脑皮层中,幻象都依赖我们的心甘情愿 - - 接受外表的假象,填补信息的空白。科学教会我如何保持存在,而不消失 - - 坚持证据,让真相浮现,即使它与华丽的表象有所矛盾。作为一名神经学家,我后来又回到了这些童年的教训,研究共感觉和感知的诡异现象。
患者告诉我,数字和字母会呈现颜色,味觉能引发形状感觉。在科学界,这些多年被当作幻想和错误认识。然而,我被培养成既怀疑表象又尊重经历者的证词。曾在父亲怀中窥视袖中秘密的那个孩子,成长为一个细心倾听、开放包容的科学家。当一切看似不可能的现象出现时,魔术教会我,只要努力寻求,必有解释。最终,我明白了真正的奇迹不在消失的硬币或瞬间飞走的鸽子,而在人类大脑构建现实的能力。
大脑可以被巧妙的动作欺骗,但同样可以被严谨的实验照亮。父亲教会我"消失"的艺术,而科学教会我"不消失",教会我在幻象之下坚守证据的信念。无论何时走进讲堂或实验室,我都带着这两种遗产:魔术师的惊奇和科学家的求证。如果幻象教我怀疑,那么科学则给予我信仰 - - 不是对表象的信仰,而是对探索本身的信仰。破碎的能够被修复,看似不可能的能够被理解。这是我学到的最伟大的秘密魔法,与白兔和魔术帽毫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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