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政治承诺与选举宣言中,不提高所得税常被视为夺取中间选民信任的重要筹码。然而,面对经济增长乏力、税收低迷和国债规模接近历史高位的现实,这一曾经的"红线"正被迫走向重新评估。英国财政大臣瑞秋·里夫斯在承诺不提高所得税、国民保险、增值税或公司税的同时,也为公众立下了高期待,但财政收支的实际压力正在侵蚀这类承诺的可持续性。要理解为何所得税上调从"不可想象"变为"几乎不可避免",需要从财政收入结构、市场约束、政治承诺及可替代政策几方面来综合剖析。首先,财政收入的集中度决定了可动用税种的边界。在英国,收入税、国民保险、增值税和公司税构成了财政收入的主体,几项税收每年贡献的金额均以数百亿英镑计。
相比之下,遗产税、印花税等小型税种的调整能带来的财政补偿非常有限,且常常因为对行为的强烈扭曲而难以实现预期收益。因此,当财政缺口达到数百亿英镑时,政府若不增加贷款额度或大刀阔斧削减支出,只能在这四个大税种中寻找增收空间。其次,市场与借贷成本对政府选择施加了实质性的约束。自政府将债务规模推升至接近三万亿英镑以来,债券市场对财政前景的敏感度明显提高。利率上升意味着更多的财政收入将用于利息支出,从而进一步压缩可自由支配的预算空间。借新债以覆盖财政缺口的传统做法在当前高债务、高利率环境下已不再是廉价且可持续的选项。
财政规则被重新设计以提供短期灵活性,但市场的即时反应很快耗尽了这些"缓冲区"。再次,政治承诺的自我束缚使得财政调整变得更为复杂。公开承诺不动所得税和国民保险等税基,能够在选举中稳固部分选民支持,却在经济逆风时限制了政府的选项集。与此同时,任何试图节衣缩食的支出削减也可能遭遇来自执政党内部以及选区代表的强烈反弹,尤其是在涉及社会福利、公共服务和地区投资时。这样的政治现实导致政府在收支两端都难以快速作出令人满意的调整。在可供选择的税收工具中,所得税之所以被视为相对"不可避免",还因为它在短时间内具备较高的财政回收能力。
对高收入人群提高边际税率、收紧避税规则、取消部分减免或通过"冻结税级"实现所谓的财政溢收,都能在短期内产生可观财政收入。此外,所得税的调整可以设计为具有进步性,优先保护低收入群体,从而在政治上获得一定的正当性。当然,任何有关所得税上调的讨论都必须面对行为反应的现实问题。税率提高会改变劳动供给、储蓄和投资决策,尤其是在高收入群体和企业主层面,可能加剧避税、收入转换和跨境迁移。政策设计的精妙之处在于如何在提高税收的同时,最大限度减少经济扭曲并避免过度削弱长期增长潜力。是否存在比直接提高所得税更温和或更具可行性的替代方案?答案并非绝对,但可以从多个方向寻求平衡。
其一是通过税基扩展而非单纯提高税率来增加税收,例如收紧税收减免、关闭漏洞、加强反避税执法与转让定价监管等。这样的措施往往政治阻力较小且收益较为稳定,但行政成本高且需要时间见效。其二是利用"税级冻结"或调整免税额来实现隐性增收。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或各档税级在名义上保持不变而不与通胀挂钩,随着工资上涨,更多人会被推入更高税档,产生所谓的"财政夹层"效应。这类做法在技术上被视为相对温和,但如果持续多年会引发公众对购买力被侵蚀的担忧。其三是对公司税与增值税的调整。
公司税增加可以对高利润企业产生直接贡献,但会影响投资意愿与企业竞争力。增值税提高能够在广泛消费上迅速带来收入,但其逆向累退特性会对低收入家庭造成更大负担,政治成本也较高。其四是采取一次性或临时性的"紧急税"或财富税,如对罕见风收益、能源公司利润或高净值个人进行一次性征收。临时税在政治上更易被接受,但在财政可预见性与长期收入稳定性方面存在不足。除了税收措施,削减支出依然是必须认真考虑的选项。通过效率提升、公共服务改革、取消或延缓部分资本项目与审查补贴和公共合同,政府可以在不立即触及税基的情况下释放一定财政空间。
然而,这类改革通常收益杳,题目复杂且触及利益广泛,短期内难以填补巨额缺口。所得税上调的社会与经济影响需要被认真评估。对中低收入群体的保护将是政府政策合法性的重要基础。若上调集中在高收入人群,提高最高边际税率或恢复曾取消的附加税档可能是更合理的选择。同时,需要配套措施抵消对劳动市场与长期投资的潜在负面影响,例如针对创业投资的税收激励、对研发的税收优惠以及对中小企业的定向减免。透明度与沟通策略在税改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
任何税改若不能清晰说明收入将如何被用于公共利益、如何保护弱势群体以及为何短期痛苦能够换来长期稳定,都会在公众中引发不信任和抵触情绪。建立独立预算机构的预估、公开债务与支出路径、以及明确的时间表和评估机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市场与选民的不安。对于企业与个人纳税人而言,面对潜在的所得税上调,及早规划变得尤为重要。合法合规的税务筹划可以考虑优化薪酬组合、利用免税账户与税延工具、评估投资结构以及加强对跨境税务风险的管理。企业应与专业税务顾问紧密合作,评估潜在政策变化对现金流、雇佣与投资决策的影响。政策制定者应权衡短期与长期的目标:短期内弥补财政缺口、维护市场信心和社会稳定,长期则需重塑可持续的税制和支出结构以支持经济增长与公平分配。
税制改革的理想路径可能是多管齐下:在短期内通过更严格的反避税措施、冻结税级等方式获取收入,同时启动面向中期的结构性改革,包括税基宽窄的重新配置、对生产性投资的税收激励以及公共支出的战略重定向。观察未来财政动向的关键指标包括中央政府债务占GDP比率、年度财政赤字规模、债券收益率与市场风险溢价、以及政府税收占GDP的比率。预算年度公告、独立预算机构(如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的评估报告、以及主要评级机构对主权债务的动向判断也将提供重要线索。总之,曾经政治上不可触碰的所得税承诺在现实财政治理的重压下出现了裂缝。尽管所得税上调并非必然且也并非唯一选项,但在缺乏可持续支出削减和在短期内无法扩张借贷空间的情况下,它已成为政府不能不认真考虑的工具之一。政策的成败将在于设计的公平性、经济扭曲的最小化以及与公众的沟通效果。
对普通民众与企业而言,提升对税制变动的敏感度、合理优化财务与税务结构并保持对政府预算路径的关注,将是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现实之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