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将从10月1日起对品牌或受专利保护的药品实施100%关税,同时提出若制药企业在美国建设生产工厂可获豁免,已有贸易协定的国家(例如欧盟、日本等)亦免除此轮征税。这个消息一经宣布便引发市场、医药企业、医保机构和公众的强烈关注。对普通患者来说,最关心的问题是:到药房柜台我要多付多少钱?答案并不简单,牵涉到药品类型、保险设计、医保返利规则、药品供应链与企业定价策略等多重因素。下面从多个角度逐步拆解可能的影响,并给出可操作的应对建议和未来展望。 先看关税具体针对的对象与即时影响范围。特朗普声明中明确点名"品牌或专利药品",这意味着仿制药在本轮征税中可能被排除。
美国90%左右的处方药使用量是仿制药,因此在数字占比上绝大多数处方用药短期内受影响相对有限。不过,品牌药往往占药品总支出的较大份额,尤其是生物制剂和特效慢性病用药、肿瘤用药与罕见病用药。即便处方次数不占多数,品牌药对医保预算和患者个人自付额的影响非常显著。 药品如何从关税传导到患者自付费用涉及几条链路。第一条链路是制造商定价策略。若进口药面临100%关税,生产商或进口商的边际成本可能大幅上升。
企业可选择自行吸收成本、提高国外或美国的出厂价,或通过调整销售策略将成本转嫁给批发商、零售药房或终端患者。第二条链路是医保与保险体系。患者在药房的实际支付取决于保险计划的设计:固定共付额、按比例共同支付或自付免赔额结构各不相同。对采用按比例共同支付(coinsurance)的患者而言,如果药品账面价格上涨,患者支付的金额会随之上升;而固定共付额(copay)患者在短期内可能影响较小,但如果保险公司调低药物覆盖层级或调整处方目录,患者也会承担更高费用。第三条链路是中间环节,如药品福利管理公司(PBM)与政府医保返利机制。PBM通过谈判获得回扣和折扣,这些机制可能会被列入药价"虚高"的计算,复杂的回扣和折扣结构会影响到厂商的现实收入以及医保的净支出。
值得注意的是,从2024年起生效的某些联邦法规对药品涨价超过通货膨胀部分实施惩罚性返款,若厂商同时面对高额关税与更严格的涨价惩罚,可能促使其采取更激进的定价策略以维持利润率,从而进一步推高零售端价格。 讨论患者费用时也要区分不同医保人群。对于有商业保险的患者,影响取决于保险公司与PBM的应对。商业保险可能通过调整处方等级或与制造商重新谈判分摊机制来限制短期内的直接价格传导,但这类调价通常伴随更高的自付上限或更严格的用药管理。对于依赖联邦医药保险的群体,Medicare Part D参保人若使用需要自付比例的高价药物,也会面临更高费用;Medicaid则有联邦返利机制,但返利的计算与关税影响路径复杂,返利并不一定能完全抵消价格上升对州财政与患者的影响。对没有保险或高额自付的患者,进口药被征税可能直接导致药价显著上升,造成用药负担加重甚至出现断药风险。
从供应链层面看,特朗普宣布的豁免条款对企业决策具有重要诱导作用。将已开工建设美国工厂作为豁免条件,旨在刺激制药企业回流或在美国扩建产能,以实现"在美国制造"的政策目标。但建厂从立项到达产需要多年时间和大量投资,短期内难以迅速缓解关税带来的成本冲击。同时,有关国家或地区的豁免(如与美国已有贸易协定的国家)会导致企业考虑从这些地区继续进口或者重新布局生产和转运路线。然而,跨国转运以规避关税可能面临贸易规则限制和合规风险,并可能触发其他国家的报复性措施或关税争端。长期来看,一些企业可能选择投资美国本土生产以换取豁免,但这将推高全球制药生产成本并改变供应链布局。
法律与国际贸易层面的不确定性同样值得关注。单方面对品牌药征收高额关税可能遭到世贸组织投诉或贸易伙伴的报复性措施。医疗产品往往被视为敏感商品,任何重大关税改变都会牵动国际供应关系与谈判桌上的筹码。与此同时,关税政策的推行需要明晰的海关分类与执行细则。药品从原材料、活性药物成分到最终制剂的跨境流转极为复杂,如何界定"品牌药进口"以及如何处理通过第三国转运的药品,会在执行层面带来大量争议与法律挑战。 如果把上述影响具体化为对患者在药房柜台可能的变化,可以用假设情景说明其传导逻辑。
设想某款进口品牌肿瘤药的批发价为5000美元,若对进口施加100%关税,进口成本理论上可翻倍。厂商和进口商之间会就关税承受与价格转嫁进行博弈。若成本最终转嫁到上市价格,药品账面价可能明显上升。在按比例自付的患者那里,病人自付部分将相应增加。保险公司面临更高药费账单时可能提高共付层级或把药物调整到更高的自付档位。政府医保和私人保险系统可能通过缩减支付或强化用药管理(如先批准程序、限量处方)来降低支出,这反过来会增加患者获取药物的难度。
需要强调的是,上述只是情景化说明,实际涨价幅度取决于企业选择吸收多少税负、保险合同如何设计以及监管对价格行为的约束力度。 对于普通患者和家庭,有哪些切实可行的应对策略可以缓解潜在的负担上升?首先,及时与保险公司或雇主医保计划沟通,了解处方目录(formularies)和费用变化的可能性。若所用药物为高价品牌药,可询问是否存在等效的仿制药或生物类似药替代方案,并与主治医师讨论替代疗法的可行性。其次,利用药房提供的成本比较和折扣服务,或使用信誉良好的处方折扣平台,关注生产厂商的患者援助计划与慈善基金,许多高价药厂商为符合条件的患者提供减免或免费药物援助。第三,考虑处方获取方式的调整,例如长期稳定用药改用90天供药或选择邮寄药房,部分情况下能显著降低单位成本。需要强调的是,个人跨境购买药物风险高且通常不被鼓励,通过非正规渠道购买药物存在假药、储存和法律风险,应优先在正规渠道寻求帮助。
政策层面的应对也至关重要。关税政策如果要落地,国会与监管机构在细节制定上会扮演关键角色。医保监管、药品定价透明度政策、对PBM与保险公司的监管力度都会影响关税最终对消费者的传导程度。各州也可能采取应对措施,如建立紧急药品补贴、扩大药品援助项目或鼓励本土制药企业。国际上,贸易伙伴会评估自身供应链安全与议价策略,可能促使更多国家与美国就医药贸易规则进行谈判。 长期影响方面,征收高额药品关税可能推动制药产业链回流并带动美国医药制造业投资,增加就业与国内生产能力。
这在政治上是重要卖点,但代价可能是全球药品价格上升、跨国研发合作成本上升以及创新节奏变化。制药公司可能将更多资源用于生产与供应链调整,而非研发投入,或者通过提高产品价格以平衡新增成本与投资回报。对于全球公共卫生来讲,药品价格上升可能加剧各国之间的可及性不均衡,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与弱势群体的冲击不容忽视。 总结来看,特朗普宣布的对品牌药征收100%关税的政策在短期内不会平均影响所有处方药,仿制药占比高的实际处方数量可能使多数常见处方短期内影响有限,但高价品牌药和生物制剂将面临明显风险。患者能否在药房柜台避免更高开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用药物的类型、保险设计以及制造商和保险方的应对策略。面临不确定性,患者应积极与医疗提供方和保险公司沟通,探索替代药物与援助资源,关注政策动向并保存用药记录以便寻求帮助。
政策制定者需要权衡刺激国内生产与保护患者负担之间的利弊,任何单方面的关税措施都可能在全球供应链、价格形成机制与国际关系层面产生连锁反应。对于普通民众而言,理解关税如何通过多重渠道影响到个人自付费用,采取积极的应对与咨询措施,是在政策变化时期保护自己权益的关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