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在维吉尼亚Quantico基地的一次罕见集会上,美国总统在将联邦部队作为应对所谓"内部敌人"的手段上做出公开辩护。这番表态迅速引发舆论震荡,法律学者、退役军官、州长和民权组织皆提出疑问与担忧。要理解这一争议,必须把政治语境、法律限制、历史先例与现实风险放在一起审视。 发言的要点与官方说法 在那次集会中,总统表示美军可以在美国城市进行部署,声称这是阻止"内部敌人"扩散的必要手段,并提出将所谓"危险城市"作为军事训练场的想法。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在讲话中进一步强调国防部将"回归战斗"角色,并宣布对军事文化和服饰外观的严格规范。这一系列言论不仅触及国内安全政策的边界,也挑战了长期以来军队在国内行动的法律框架。
法律框架:Posse Comitatus法案与例外条款 限制联邦军队在国内行使警察权的核心法律是1878年通过的Posse Comitatus法案。该法案的初衷是防止联邦军队被用作镇压美国公民,维护联邦与州之间权力分割。尽管该法案并非完全禁止所有形式的国内军事参与,但它确立了一个重要原则:常规武装部队不应取代民间执法。 有两个主要例外常常被提及。一是国防部长或总统在特定情况下经由国民警卫队与州政府协作进行部署,但通常需要州长的许可或请求。二是《暴动法》(Insurrection Act),它允许总统在州长无法或拒绝维持秩序时,直接动用联邦军队以应对暴乱或叛乱。
两者都有严格的触发条件与政治、法律风险。 历史先例提供了重要参考。1992年洛杉矶骚乱期间,联邦部队与国民警卫队被动员以恢复治安。2020年在乔治·弗洛伊德抗议浪潮中,联邦政府也曾以多种名义部署人员和资源参与城市维稳,但这些做法同样引发了广泛争议与法律诉讼。历史提醒我们,军事介入国内事务往往带来长期政治与社会成本。 宪法与联邦制的张力 美国的联邦制设计意味着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在公共安全方面存在复杂的分工。
许多州长对此类联邦干预持反对意见,尤其是当联邦在没有州请求或州长反对的情况下主动派遣武装人员到州内执行执法职能时。这样的行动可能触发州与联邦之间的法律冲突,进而引发联邦法院的裁决。 此外,军事介入国内执法还会引发宪法上的权利保护问题。集会自由、言论自由与非法搜查与扣押的宪法保障,如何在有武装部队出现的城市环境下得到尊重,是法律实践中亟需解答的问题。正当程序与比例性原则也会成为司法审查的重点。 政治动因与言辞的意义 将"内部敌人"概念政治化,是本次言辞争议的核心之一。
这样的措辞往往模糊了普通犯罪、政治异议与国家安全威胁之间的界限。把城市或特定选区标签化为"危险地带"或"训练场",不仅涉及政策优先级,也会产生强烈的社会符号效应,可能加剧城市与农村、不同族群之间的对立。 从政治策略角度来看,安全议题历来是选战中的重要筹码。强调强硬安全立场既能动员部分选民群体,也可能在特定情况下为扩大联邦权力提供借口。然而,强调军事手段替代社会治理与警务改革,往往忽视犯罪根源与长远解决之策。 军队内部与军民关系的影响 军队长期以来自觉保持政治中立,避免卷入国内党派争端是美军职业文化的重要一环。
若军队被赋予或被要求参与国内执法,将对军队形象、士气和国际声誉产生深远影响。军人被动员来执行可能涉及使用武力的任务,会使军队在民众心目中的角色从"保家卫国"转为"社会秩序执行者",这对军民关系构成风险。 此外,军队资源与训练主要面向战斗对手,而非复杂的民事维稳任务。无论是在规则约束、非致命武力使用、对人权保障敏感度,还是在与民众互动的专业化训练上,常规部队与执法部门存在显著差异。长期将军队投入国内社会管理,可能削弱军队的核心战斗准备,并带来制度性不适应。 法律学者与专家的观点 法律界对总统主张的反应是多样且严格的。
许多宪法学者强调,随意动用军队在国内执法会触犯Posse Comitatus的基本原则,除非满足《暴动法》或其他明确法律授权。还有学者提醒,哪怕法律上的解释空间存在,政治与道德上的危机也同样严重。 部分退役将领呼吁坚持军队政治中立并对军事任务界限保持高度警惕。他们指出,军队被用于政治目的可能损害服从链条的合法性,并在未来带来指挥与道德困境。民权组织则强调,一旦军队参与到执法行动中,少数族裔与边缘化群体将面临更高的暴力与权利侵害风险。 地方政府与州长的反应 几个被点名或已经历联邦部署的城市领导者公开表示反对。
他们强调,公共安全应以社区为基础,通过改革警务、投资教育与社会服务来解决结构性问题,而不是依靠军事化手段。州长在没有正式请求联邦介入的情况下,拒绝联邦部署或对部署条件提出法律挑战,已成为常见做法。 另一方面,部分地方官员与居民出于对治安的担忧,可能对联邦干预持开放态度。这种分化显示出国内对如何平衡治安与公民自由存在根本分歧。 国际视角与盟友反应 当美军在国内事务中频繁出现时,国际社会也会关注这是否意味着美国政治体制出现内部压力或制度性问题。在全球安全环境中,美国的民主形象与法治传统被视为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盟友与对手都会据此调整对美政策的判断。 一些观察者指出,军事化国内政策可能被他国利用作为宣传工具,质疑美国对人权和民主承诺的一致性。对于依赖美国安全保障的盟友而言,这类国内政治斗争亦可能影响双边安全合作的稳定性。 风险场景与后果分析 若联邦军队被更频繁地用于国内执法,短期内可能在个别城市产生震慑效果,但长期后果包括军民隔阂加深、执法合法性受损与司法诉讼增多。再者,这会鼓励将复杂的社会问题以简单的军事手段对待,导致根治路径被忽视。 在最坏情形下,军队的介入可能触发更广泛的政治冲突。
若部分军事领导与地方或联邦政治势力陷入对立,军队中不同派系的态度与响应会带来不可预测的风险。即便发生的概率不高,潜在后果极其严重,值得政策制定者与公众高度关注。 可行的法律与政策建议 首先,坚持法律透明与司法审查非常重要。任何联邦军队在国内行动的决定都应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并在事后接受司法与国会的审查。模糊授权或以安全为名绕过程序,只会侵蚀民主制度的根基。 其次,加强联邦与州层面的协调机制。
若确有需要动用联邦力量,优先通过与州政府协商达成共识,并明确任务权限、规则与后续评估机制。国民警卫队的联动常常是更可控的工具,但其动用同样应遵守法律与程序。 再次,投资社区治理与警务改革比军事介入更具可持续性。减少犯罪与提高公共安全,长远靠的是教育、就业、社区服务与专业化的警务训练,而非武装力量的介入。 最后,军队内部应保持政治中立并强化对国内部署法律边界的教育。国防部与军方领导层需要明确界限,防止军事资源被政治目标工具化,同时确保军人理解在国内执行任务时必须遵守的权利保护标准。
结语:理性审视与制度保护的必要性 将军队作为国内政策工具的讨论,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对民主制度、权力分配与国家认同的考验。言辞激烈的政治表态可能带来短期政治动量,但真正保障公共安全与社会稳定,需要制度化的约束、透明的程序与以证据为基础的公共政策。 在面对复杂的治安挑战时,保持法律红线、强化民间与政府之间的信任、并坚持以保护公民权利为核心的治理思路,是任何高效且合乎民主原则的解决路径。无论未来局势如何演变,社会各界应以冷静的法律分析与制度监督为基点,确保任何关于动用军事力量的决策,都不会削弱法治与公民自由的根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