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关于"繁荣是否普惠"的疑问日益突出。虽然股市和部分资产价格创下新高,但不少中产阶级家庭却感觉生活并未改善。消费者信心指数的下滑、零售商观察到的"精打细算"购物行为以及就业数据的疲软,都指向一个现实:繁荣正在向收入最高的少数人集中,而中产群体的购买力与安全感正在蚕食式削弱。 衡量普通家庭情绪的多项指标都显示出中产阶级的担忧正在加深。密歇根大学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在九月降至55.4,较去年的高位明显回落。另一项由Morning Consult每日追踪的情绪指数揭示了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分化。
上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高收入者在今年大体维持乐观;低收入家庭持续更为悲观;而年收入在5万至10万美元之间的中产群体则在六月出现显著下挫,从113.2的高点跌至99.5,九月中旬徘徊在98.7,接近中性分界线100。这种情绪上的转折并非偶然,而是多种经济压力长期累积的结果。 通胀是中产感受不到繁荣的核心原因之一。经过过去几年的高通胀冲击,许多家庭的实际购买力被侵蚀。尽管通胀在不同商品与服务类别间表现不一,但对生活必需品、交通和住房成本的上涨对中产家庭的影响尤为直接。更重要的是,名义工资增长往往滞后于物价上升,导致实际工资自五年前起出现下滑。
有人在纸面上"赚更多",但扣除通胀与各类生活成本后,口袋里的可支配收入却没有改善,甚至变少。 财富分配的不均也在放大这种感受。上层收入群体因持有大量股票与不动产,从资产价格上涨中获益甚多。根据摩迪凯分析师的研究,收入最高的10%占据了近半数以上的消费支出;财富最集中的群体拥有绝大部分股票资产和房产增值带来的收益。中产虽然也参与股市和房市,但持有比例有限,且与顶层相比杠杆与风险承受能力较低。因此当财富效应推动整体消费和资产价格上升时,中产未必能够分享到同等收益,反而面临更高的生活成本与债务负担。
就业市场状况同样令人担忧。年内新增就业放缓,八月仅新增约2.2万就业岗位,六月更出现修正后亏损。失业率上升至4.3%,为自2021年十月以来的新高。中产收入家庭对劳动力市场的依赖程度高于上层富裕家庭,他们的生活质量更直接系于稳定就业和薪酬增长。当岗位供给减少、岗位质量下降或职业不确定性上升时,中产的焦虑感迅速放大。 零售端的变化提供了最直观的证据。
沃尔玛和Kohl's在财报电话会议中都提到中低收入顾客"开始调整"支出,转向更便宜的商品或更频繁地光顾折扣店。Dollar General的管理层也注意到消费下沉至更低价位商品的趋势。购物车更轻、更多时间寻找折扣、频繁比较价格,这些行为反映的不只是短期的节约意图,而是长期收入压力与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反应。 政治承诺与现实之间的落差也加剧了中产的不满。执政者在竞选时常承诺"让中产繁荣",以提高工资、降低通胀并恢复就业活力为要点。然而数月的政策实施并未立即带来广泛改善。
关税政策、贸易摩擦和其他供应链干扰可能在短期推进物价上涨,货币与财政政策的滞后性也使得政策效果难以及时传导到普通家庭。与此同时,财富累积速度远高于工资成长,令许多中产家庭对政治与经济制度的公平性感到疑虑。 中产家庭的财务状况并非一成不变,但疫情期间积累的储蓄早已被许多家庭消耗。最初的高储蓄率为家庭提供了缓冲,但随着通胀持续、债务偿还压力上升和生活成本攀升,很多家庭不仅耗尽了"额外"积蓄,还开始借用信用卡、增加汽车贷款或延迟医疗与维修消费来维持现状。长期来看,这会降低家庭抵御未来冲击的能力,增加金融脆弱性。 从宏观角度看,依赖资产价格拉动的消费模式存在风险。
如果未来股市或房地产市场出现回调,高收入者的财富缩水会立刻影响整体消费,但中产受资产影响较小,更多依赖于工资与就业的稳健性。因此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与包容性都面临考验:只有当收入增长、就业质量以及生活成本的可负担性同步改善,才能让更大比例的人口重新感受到"繁荣"。 面对这样的结构性问题,短期内个人与家庭可以采取一些务实措施来增强韧性。首先,重建紧急储蓄是关键。即便只能逐步累计,具备三到六个月生活费的应急基金能显著降低突发失业或突发支出的冲击。其次,降低高利率债务的比重,优先偿还信用卡等高成本负债,有助于减少利息负担并提高现金流自由度。
第三,适度多元化资产配置,长期定投低成本指数基金或养老账户,可以让中产逐步参与长期资本增值,但要注意风险承受能力与时间规划。最后,提升技能与职业可迁移性,提高在劳动市场中的竞争力,是抵御就业风险的根本手段。 从政策层面出发,应对中产困境需要组合拳。首先,恢复和保持实质性工资增长需要更有效的劳动市场政策,包括鼓励集体谈判、提高最低工资与促进职业培训。其次,确保必需公共服务的可负担性,尤其是医疗、托育与教育,能直接缓解中产家庭的生活成本压力。第三,税制与社会保障政策可以设计为对中产更友好,防止财富效应不成比例地惠及少数顶层群体。
最后,反垄断与市场竞争政策的加强有助于抑制企业借市场力推高价格,保护消费者利益。 企业与零售商也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越来越多的零售商通过分级产品和差异化定价来应对不同收入群体的需求。对此,企业可以提高中端产品线的性价比,优化供应链以降低成本并将部分节省回馈消费者。此外,雇主提供更灵活的工作安排与职业发展通道,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员工的收入预期与满意度。 舆论与社会心理层面的影响不容忽视。
长期的经济不确定性会侵蚀公众对制度的信任,影响消费和投资决策,形成自我强化的负面循环。透明且负责任的公共沟通、基于数据的政策评估以及有效的社会安全网建设,都是修复信心的重要环节。 要让"繁荣"触及更广泛的人群,不是一朝一夕的任务。需要政府、企业与家庭三方在收入分配、成本控制与风险管理上共同努力。短期内改善就业、安全网与消费成本会缓解压力;中期推动教育与职业培训提升劳动力质量;长期则需调整财富分配机制,确保资产收益不再被少数人垄断。 对中产家庭而言,现实的选择包括提高金融素养、主动管理债务、逐步建立长期储蓄与投资计划以及提升职业技能。
同时,积极参与社区与政治过程,推动更具包容性的政策,也是从根本上改变局势的途径之一。对政策制定者而言,认识到繁荣的分配性问题并付诸实际改革,是恢复广大民众信心和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前提。 回到最初的问题:繁荣在哪里?答案并不只是数据或市场的一端。若仅靠市场上扬的资产价格来定义繁荣,那么当前的"繁荣"确实在向顶端集中。但若以大多数家庭的真实生活改善为准,则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只有当工资、就业、生活成本与财富增长更均衡地向中产和低收入家庭传导时,社会才能真正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才能把"繁荣"从少数人的故事变成多数人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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