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球,作为承载人类文明的母体,其稳定性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气候变化的加剧、生态系统的破坏以及资源的枯竭,使得"如何摧毁一个星球"不再是科幻小说中的虚构,而成为当下严峻的现实隐喻。面对这一全球性挑战,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各界的回应虽然多样,但其中蕴含的问题远比表面复杂得多。本文围绕当代两个具有代表性的著作 - - 《Abundance》和《Overshoot》,展开深入剖析,并对气候危机下的未来政治提出自己的思考。 人类失去未来感的时代气候危害的严峻性不仅仅体现在环境指标的恶化,更反映在社会集体未来愿景的崩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政治图景经历了剧烈变迁,尤其是在左翼阵营中,曾经充满解放与变革希望的未来设想逐渐被技术官僚主义和市场纪律所取代。
历史上的激进政治理想让位于数字化的增长目标和短期的政策指标,远大的未来理想被日益冷淡的现实主义所取代。学者马克·费舍尔提出的"资本主义现实主义"概念深刻揭示了当代社会普遍的意识形态僵化,即"资本主义不仅是唯一可行的政治经济体系,甚至我们已无法想象另一种连贯的替代方案",这使得全球范围内对气候变迁的面对与解决显得尤为困难。 两种代表性的应对思路:技术乐观主义与激进变革路径《Abundance》,由美国记者埃兹拉·克莱因与德里克·汤普森合著,主张通过取消监管限制,释放市场及技术的巨大潜力,实现住房、能源、医疗等领域的充足供应,进而构建一个"充足"的未来。他们强调技术创新的力量,认为通过先进科技如人工智能及基因工程等,可以快速推动社会进步,为大众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书中倡导"向未来逆推"技术发展的理念,期待通过提升生产力来改善社会状况。该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奥巴马时代以理性、温和、渐进式改革为核心的自由主义思路。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安德烈亚斯·马尔姆和威姆·卡尔顿合著的《Overshoot》。该书从学术批判的角度提出,自21世纪初以来,人类社会正处于"过度膨胀"阶段,即全球气候系统已经突破了关键的承载阈值,主导阶层出于对利润的执迷不悟,默认了不可避免的生态灾难。两位作者直接而激烈地认为,没有"摧毁常规商业模式"的激进革命和政治决断,就不可能阻止不可逆的毁灭性后果发生。他们揭露了化石燃料行业巨大经济利益背后的资本纠葛,强调任何快速脱碳的行动势必带来金融体系崩塌及社会动荡,从而呼吁采取极具冲击力的政治行动,例如没收化石资本资产、切断融资链条等激进措施。 政治生态的对决:循规蹈矩的自由派与深刻激进的变革者在《Abundance》中,自由派代表克莱因与汤普森表达了一种耐心细致的改革愿景,主张通过减少政府干预、简化行政审批,释放市场活力来满足人们的需求,进而推动社会整体繁荣。但这种思路被批评为忽略了财产和权力分配的不平等,过分乐观地假设技术进步必然惠及全体社会成员,而不思考政治经济结构中的根本冲突。
相反,《Overshoot》的作者毫不掩饰他们对现存体制的否定态度。他们将当前资本主义的化石燃料密集型模式比作一支"疯狂的死亡教派",认为唯有采取革命性的、有力的政治措施,瓦解化石资本的经济基础,方可保障地球生命条件的未来。虽然这条路线极端且难以实现,但其直面现实的勇气和紧迫性令人警醒,指出了在当前全球能源消费和利润驱动的体制下,传统环境主义和温和改革已难以为继。 经济利益与社会基础之间的博弈加剧全球持续扩张的化石燃料基础设施 - - 油气管道、矿山、发电厂 - - 数量与日俱增,无视各类气候峰会与科学报告的严肃性,更加剧了全球变暖的趋势。金融机构巨额投资仍将更多资本注入不可持续的项目,加深了经济体系对化石资本的依赖,形成了一种利益锁定机制。任何试图强行转型的行动,都意味着数以万亿计的资产将被废弃,这将触发金融危机、就业危机以及社会动荡。
这种切割过程的经济和政治阻力极为强大,也难以寻找到广泛支持的政治基础。 未来的想象与政治选择长期以来,未来被视为民主合法性的基础之一,激励公众对社会变革怀抱希望,激发参与热情。失去对未来的信心则直接削弱政治稳定与社会合作意愿。当前两派观点显然都试图重构未来政治的可能性。《Abundance》寄望于重建一种技术驱动、去监管的自由主义新秩序,借助市场与创新突破当下僵局,从而重塑社会活力;《Overshoot》则宣扬一条断然摈弃现有资本驱动模式、激进政治对抗的路径,追求生态公正与经济基本转型。 现实远比愿景复杂在具体实施层面,克莱因与汤普森提出的减少监管难以行之有效,主要因为政治上的利益集团和产权保护者具有强大阻力。
住房政策的改革中,既得利益者反对驱动价格下降的措施,社会必须正视这种结构性政治冲突。在技术创新方面,技术所有权往往集中在大型企业和寡头手中,利润驱动难以避免,这与他们希望由技术进步自动惠及普罗大众的设想存在矛盾。 《Overshoot》的极端路线亦充满挑战。政治上难以形成足够的意愿实施对于资本巨头的全面打击,社会成本和冲击不可估量,且缺乏可靠的替代方案和全球共识。激烈的社会动荡甚至可能返璞归真,令生态保护和政治民主的理想更加遥远。 总结气候变化不仅仅是环境问题,更是一场深刻的政治经济危机。
两本书代表着当代气候政治的两种极端视角:乐观的技术市场自由主义和悲观的激进革命主义。前者试图借助现有制度框架内的创新促进社会转型,后者则认为只有彻底颠覆既有体制才能拯救未来。无论选择哪条路径,都需正视当前体制积弊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制约,充分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共同推动真正可持续的变革。 未来既充满不确定性,也蕴含可能。人类是否能找到突破陈旧政治经济模式的钥匙,是否能在生态危机面前重建希望和信任,将决定我们星球的命运。摧毁一个星球不需要火山爆发的壮烈,更可能是在无数日常选择、政策决策和经济运作中悄然发生。
反思与行动,方能书写一个不同结局的未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