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界长期以来习惯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古代、中世纪与现代三个阶段，这种划分深植于人们的认知之中，几乎成为了一种不容质疑的范式。然而，彼得·布朗的研究挑战了这一固有模式，他将公元三世纪至八世纪定义为“晚期古代”，这不仅连接了古代与中世纪，更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动态变迁的社会画卷。在布朗的著作《晚期古代的世界》中，他描绘了一个政治、文化以及宗教结构急剧转型的时代，在此期间，罗马帝国由传统的多神教逐渐被基督教所取代，社会秩序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也随之变化。这一观点为理解这一历史阶段提供了崭新的框架，强调变革的渐进性和复杂性，而不是简单粗暴的断裂或“黑暗时代”。 布朗的生平经历也为其学术观点增添了独特的色彩。作为一个爱尔兰新教徒，他的童年部分时光在杜布林的乡村度过，部分时光则在苏丹的沙漠地带，这样的跨文化背景激发了他对阿拉伯语言和中东文明的兴趣，也促使他探究帝国衰落的深层原因。
他的学术生涯始于牛津和皇家霍洛威学院，后来转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普林斯顿大学，长期致力于晚期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著述颇丰，兼具学术深度与通俗易懂，成为史学领域的佼佼者。 在分析晚期古代社会时，布朗特别关注了宗教如何塑造了帝国的命运和文化变迁。早期的罗马贵族对基督教并不买账，认为基督教的启示缺乏理性，低俗而不入流，甚至故意鄙视这一新兴信仰。与此同时，基督徒则将传统的多神教视作迷幻剂，一种由非人类恶魔操控的群众麻醉手段。基督教不仅带来了截然不同的祭祀体系，更形成了一种跨越国界和文化的普世共同体，这种信仰的传播为社会带来了新的人际关系和权力网络。基督教会作为一个类似于“平行国家”存在，在瘟疫等危机期间承担了救助和照顾的重任，其卓越的组织能力和慷慨分助使得基督徒在生存和社会支持方面获得了明显优势。
罗马帝国的法律与行政极为复杂且地域分散，帝国广袤的版图涵盖从巴格达到不列颠的众多城镇，各地自成体系，行使自治权。这使得许多下层阶级感受到帝国带来的巨大社会流动与跨地区交流的机会，却导致了上层贵族固守传统的分裂。基督徒思想家塔提安对此深感不满，他理想中应当有一套统一的人类法规与政治组织，体现了晚期古代社会的复杂矛盾和多元价值碰撞。随着基督教逐渐获得权力并成为帝国主要宗教，宗教的宽容度开始下降，公元四世纪末期起，宗教暴力事件频发，例如叙利亚蒙克焚烧犹太教堂、亚历山大港的塞拉佩翁神庙被摧毁等。这些事件反映了宗教势力兴起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紧张和冲突，也预示着罗马政治与社会结构的深刻动摇。 文化层面上，基督教的扩张并未完全抑制学术和文学的发展。
贵族和教会都希望保持文化的高雅，晚期古代产生了拉丁文学的又一个黄金时代，展现了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活力。然而，统治阶级的社会责任感日益淡薄，特别是贵族阶层对政务的疏离和消极更使帝国的统治根基趋于脆弱。西罗马帝国中，贵族与教会渐渐远离军队的命运，造成中央政权力量的衰弱，最终导致西部的军事防御崩溃。 东部拜占庭帝国则相对保持了古典学问的延续，雅典、亚历山大里亚等重镇在阿拉伯人征服前仍维持着大学生活。希腊化文化在东部的影响远超西方，拜占庭绅士直到15世纪依然使用古典雅典希腊文，展现了文化的韧性。东罗马帝国经历了从罗马古文化向中世纪希腊文化的渐进转变，君士坦丁堡作为帝国中心兼具城邦的自豪感与边疆堡垒的坚韧，展现了独特的拜占庭特质。
君士坦丁七世统治期间，拉丁语逐渐让位于希腊语，标志着帝国文化的演变。 虽然东罗马帝国表面上高度基督教化，但古老的多神教文化并未完全消失。例如，埃及亚历山大港仍有古希腊戏剧世代上演，罗马皇帝虽以基督教为名，但曾受过传统宗教教育的官员依旧存在。阿拉伯帝国的崛起加速了近东城市公共生活基督教化进程，古代文献如荷马、修昔底德和索福克勒斯的作品在随后的千年中陷入沉寂，文明谱系经历了巨大的断裂。 公元410年和455年的罗马被洗劫事件不仅象征着西方秩序的崩溃，也强化了基督教作为罗马身份的纽带。随着城市的变迁，宗教成为公共空间的核心，基督教在罗马民众的精神认同中居于统治地位。
布朗指出，宗教观念带来了一种“宗教文化理想”的复兴，形成了早期中世纪人们对超自然力量保护的坚信，犹如马库斯·奥勒留斯时代的保守传统。 这一时期的另一大重要历史人物是查士丁尼皇帝，他的统治虽有辉煌成就如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建设，但伴随而来的中央集权和宗教不宽容削弱了古代贵族阶层，催生了一个基督教文化和普通民众几无区别的统治阶级。查士丁尼治下，对犹太人和仍存的多神教徒采取了严厉措施，哲学学院被关闭，异教徒被迫改信基督教，社会逐渐丧失多元化的文化特质。 同时，基督教内部教义分歧激烈，导致教派间的矛盾和敌对，也改变了古代城市的公民身份认同。原有城市纽带让位于宗教群体的共同体认同，信仰成了新的社会凝聚力。在西罗马帝国遭遇蛮族入侵，并逐渐由异族统治后，贵族阶层处境愈发艰难，他们不得不在新的权力结构中重新定位自我。
法兰克人成为其中最重要的一支，克洛维斯的皈依为罗马教会与西欧的政治秩序奠定基础，塑造了未来欧洲的宗教与政治景观。法兰克人与罗马化的高卢之间文化交流不一，口头传统和军事精神仍是他们的核心价值，基督教的传播重新唤醒了对语文学问和法律的重视。 基督教不仅在社会结构中崛起，也激发了不同民族之间的传教和文化传播。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僧侣在不列颠及欧洲大陆传播基督教，带来了文字和法律的普及。英格兰北部的诺森布里亚成为文化和宗教的中心，象征着基督教文明在本土的成果和蓬勃发展。面对伊斯兰帝国的迅猛扩张，欧洲基督徒深感历史的剧变，同时也迎来了东西方文明长期对峙和互动的开始。
阿拉伯帝国的建立使得中东地区政权更替迅速，伊斯兰教成为主导信仰，传统罗马文化的最后遗迹逐步消亡。与此同时，欧洲西部在基督教文明的引领下逐渐走出帝国解体的阴影，形成了稳定而独特的中世纪文明。查理曼帝国的兴起标志着“晚期古代”时代的终结，同时启动了欧洲历史上第一个文化复兴期。查理曼大帝推崇学问，促进图书复制，推动教会和世俗权力的结合，使得“村庄、教堂与墓地合一”的中世纪社会雏形得以确立。 此外，教皇与查理曼的联盟也象征着西方权力中心的转移。罗马教皇加冕查理曼为“西方皇帝”，逐步淡化了对拜占庭东方帝国的依赖。
这一历史节点不仅意味着东西罗马帝国分野愈加明显，也标志着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形成，开启了一个新的历史篇章。 彼得·布朗的贡献在于，他不仅深度挖掘了晚期古代时期纷繁复杂的变革，还克服了传统“黑暗时代”论的偏见，通过细腻的人文描写和严谨的史料分析，重塑了这一时期的形象。他强调了文化、宗教和社会的多重互动，展现了历史的层次与丰富性，为现代读者打开了一扇理解晚期古代不可或缺的窗口。 总体来看，“晚期古代”是一个充满矛盾与激情的时期，是古典世界与中世纪文明的桥梁。通过彼得·布朗的视角，我们不仅看到帝国的衰落与蛮族入侵的军事冲突，更理解了宗教信仰的兴起、社会结构的变革以及文化传统的延续。其研究不仅丰富了历史学科，还为当代探索民族认同、宗教影响与文化变迁提供了深刻启示。
彼得·布朗开创的晚期古代研究范式，成为理解欧洲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