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埃及文明，绵延数千年，以其辉煌的建筑、先进的技术和丰富的文化遗产闻名于世。然而，关于古埃及人群的起源及其与邻近地区的基因流动，长期以来一直是学界关注的谜团。直到近期，一项开创性的研究通过测序一名生活于公元前2855年至公元前2570年之间的古埃及男性个体的全基因组，首次揭示了早王朝时期埃及人的遗传构成，为理解古埃及复杂而多样的人口动态提供了重要线索。这名古埃及成年男性遗骸出土于尼罗河谷的努韦拉特（Nuwayrat）墓地，其独特的陶瓷葬具和岩穴坟墓，为遗体DNA的保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放射性碳测年结果显示，这位个体生活于埃及第四王朝早期，这恰巧是埃及统一后文明发展的黄金时期，包括阶梯金字塔和吉萨大金字塔的建造。研究团队结合现代DNA测序技术，对其全基因组进行了约2倍深度的测序，得出了丰富的遗传信息。
从基因数据角度分析，这位努韦拉特个体的遗传背景主要由两部分构成。其约78%的基因组与北非新石器时代的群体密切相关，尤其是与公元前4780年至4230年间生活在摩洛哥斯基拉特-鲁阿兹（Skhirat-Rouazi）的中期新石器时期人群基因成分相似。这一发现与考古资料相呼应，即早期埃及人与北非其他地区存在紧密的文化和可能的血缘联系。研究进一步揭示，其余约22%的基因组与古代肥沃月湾东部区域的新石器时期人群相近，涵盖了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在内的现代中东地区。这种基因联系与当时安纳托利亚与黎凡特地区的基因组成变化趋势相吻合，表明古埃及文明与东方邻近地区不仅在文化、技术方面有交流，甚至有人口迁移和遗传融合。这一基因混合现象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古埃及起源的理解。
传统观点普遍认为，古埃及人群主要源自本地，较少受到外来基因流入影响。然而最新研究显示，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埃及境内的人群就已经接受了来自北非及东部肥沃月湾地区的不同遗传源，这一人群融合为之后历史时期的埃及文明奠定了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基因数据中未检测出明显来自非洲中部、东部或南部的古代基因成分，说明当时埃及北部人口结构主要以北非和亚西亚的遗传组成为主。多重遗传学模型分析进一步表明，努韦拉特个体的遗传结构不单是简单的两种源流混合，其中包含的来自新石器时代中东的基因成分，可能是通过多阶段迁徙或较早的基因流入形成的。人类迁徙及文化扩散的考古证据佐证了这一过程，例如早期农业技术、驯化的动植物以及文字体系等文化元素同时出现在古埃及和肥沃月湾地区，支持人群迁移与文化交流并行发展的观点。该研究也突破性地展示了从古埃及早期个体中成功提取全基因组信息的可能性。
过去受限于埃及炎热干旱的环境条件，古代DNA难以保存，使得古埃及古人口的基因探索长期停滞。本次努韦拉特遗骸采用陶瓷容器包覆送葬的方式，有效保证了DNA的保存，提示未来类似的葬俗可能成为获取古埃及DNA样本的关键。结合骨骼学与生化分析，研究团队补充了对努韦拉特个体生活细节的了解。其身高估计在157至160厘米之间，年龄约为44至64岁，属于古代中老年，高龄不多见。牙齿磨耗严重，显示体力劳动史，肌肉骨骼的劳损模式与陶工的工作习惯相符，反映这位身份虽高但仍经历过重度体力劳作。稳定同位素分析揭示其生长时期的饮食主要是河谷地区的陆地动植物为主，包括小麦、大麦以及肉类蛋白，符合早王朝普通埃及人的生活习惯。
遗传线粒体DNA和Y染色体分析进一步显示，个体大学分散于北非和西亚的常见单倍群，强化其遗传归属。全基因组在一致性检测中无近亲繁殖迹象，表明其祖先可能具有较为多样的遗传背景。古埃及后续历史时期的基因研究，特别是第三中间期的遗骸和现代埃及人的基因结构显示，遗传流入事件持续发生。与努韦拉特个体相比，第三中间期的埃及人群中黎凡特地区基因成分明显增加，可能反映青铜时代晚期及更晚时期西亚群体对埃及人口的影响，包括考古学上讨论的迦南人迁徙和喜克索斯入侵等历史事件。而当代埃及人口则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遗传组成，融合了努韦拉特样本代表的北非与中东混合系谱，同时包含明显的东非及西非基因输入，体现了跨千年的多次迁徙与融合。这项重要研究不仅开辟了古埃及基因组研究的新纪元，也深化了人类学、考古学对古代非洲与西亚人口交流的认识。
它挑战了先前关于古埃及人口起源的单一视角，确认了古代埃及是一个多元遗传融合中心，连接了北非的土著群体和肥沃月湾古代文明。未来通过对更多个体的全基因组测序，将能够破解古埃及史上更细微的族群分布与人口迁移，揭示古埃及文明在世界历史中的独特地位及其人类学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