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60年代，一场在美墨边境爆发的复杂冲突正在悄然进行。内战结束后，大批南方邦联士兵选择逃往墨西哥，尤其是帝制色彩浓厚的第二墨西哥帝国，试图寻求新的避风港。这些被称为“los Confederados”的邦联亡命者成为了帝国政府的重要支持力量，同时也加剧了本就紧张的美墨边境局势。美墨边境不仅是地理上的分界线，更是政治信仰、文化身份及军事力量的交织点。帝国与共和派的对抗及其背后的国际博弈，构成了那段历史的核心。内战结束的美国南方士兵为何选择避难墨西哥，又是怎样影响了两国关系？当法国以拿破仑三世为首的外力介入墨西哥，支持皇帝马克西米连建立君主政权，这一举措引起了美国的强烈不满。
美国从未承认墨西哥帝国，尤其支持以贝尼托·华雷斯为代表的共和政府。边境的民族主义情绪与地缘政治利益相互碰撞，最终演变成一场跨国边境冲突。驻守南得克萨斯的美军尤其以非裔美国士兵为主，这些士兵普遍同情华雷斯代表的共和国阵营，而部分天主教背景的爱尔兰裔美国士兵则因皇帝对教会的尊重而倾向于支持君主阵营。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军中都出现了来自美国的士兵，君主军主要由邦联旧部组成，而共和军则得到了北方联邦士兵的支持。尽管华盛顿政府表面上保持中立，许多联邦军官私下仍向共和派提供装备和资源，甚至容忍甚至鼓励军人秘密“叛逃”加入华雷斯的力量。边境局势的紧张程度从未减弱。
帝国将军托马斯·梅希亚率领包括法国和奥地利士兵在内的约3000名部队守卫边境要地，这支军队时常遭到共和军和由地头蛇胡安·科尔蒂纳领导的武装团伙的骚扰。科尔蒂纳这个边境恶霸的身份颇为复杂，他的势力时常变换阵营，既与共和派联手攻打帝国军，又在某些时刻与帝国军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法军和墨西哥帝国军对此表示强烈抗议，但美国军方对科尔蒂纳的支持却十分容忍，甚至允许他从德克萨斯州的布朗斯维尔招募人员、利用美军营地，并通过美军渠道购买武器弹药。这种对美国中立原则的明显践踏，令法国方面极为不满，却无力施加有效压力。科尔蒂纳曾试图对入境墨西哥的邦联士兵进行搜捕，但成果甚微，其所引发的游击战更是将边境地区变成了一片无休止的冲突场。法国与帝国军采取了残酷的反击手段，任命了以残暴著称的查尔斯·杜潘中校领导反游击队“红魔”，双方在战场上展开了一场无情且血腥的对抗。
与此同时，华雷斯及共和派的目标集中在打开通向马塔莫罗斯的门户，试图将帝制势力彻底赶出边境重镇。美国将军刘易斯·华莱士与墨西哥革命家何塞·玛丽亚·卡尔瓦哈尔联手组建了“北方军”，为了攻占这座关键城市，他们汇聚军事力量，筹措资金与武器。在1865年晚秋，共和军对马塔莫罗斯发动为期十六天的围攻，虽然遭遇激烈抵抗并付出重大伤亡，但最终在11月9日取得战术上的胜利。共和军虽然能够直接在边境发动进攻，依靠的不仅是墨西哥本土的力量，也有不少处于“休假”状态的美国士兵参与，他们甚至利用驻扎在得克萨斯的非裔美国军队营地作为补给和招募点。这段历史中，有关非裔士兵的参与尤为引人注目，他们不仅代表着美国内战的延续，也体现了当时黑人民族解放与民族主义交织的复杂局面。边境战火在此起彼伏，不仅在马塔莫罗斯，邻近的蒙特雷和巴格达也先后成为战场。
特别是在巴格达，联邦部队与共和军联手缴获了城镇，处决了帝国官员，掠夺了城内财物。尽管美国国内对这些未经授权的侵入举措表示调查，但实际惩罚少之又少，显示出美方在华雷斯政权支持上的默许。法国的干涉政策在面临美国的外交压力以及国内共和军持续的军事挑战下逐渐失去效力。奥地利和法国的军事援助被迫中止，帝制势力难以维系边境的统治地位。1866年夏，边境战事进入关键阶段，马塔莫罗斯的帝国大军在圣杰鲁迪斯战役被共和军伏击，惨败成为“墨西哥帝国的滑铁卢”。多达两营的墨西哥帝国士兵投降或背叛，骑兵几乎全军溃散，战士们惨遭屠杀。
这场战役的失败不仅破坏了帝国军的士气，也标志着君主制在这一边境地区的最终崩溃。随着法国撤军，共和派逐渐夺回了墨西哥包括北部的重要城市，最终巩固了华雷斯的统治。此次冲突表面上是美墨两国边境的局部战争，实则反映了南北战争余波中，君主制与共和制力量争夺北美政治未来的重大事件。南方邦联的亡命者在墨西哥寻找庇护，试图维系旧有秩序，而北方联邦则通过支持华雷斯政权助力共和制度的确立。这个鲜为人知的历史篇章不仅增强了对美墨历史复杂性的理解，同时也提醒我们国际关系中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间的微妙平衡。美墨边境的君主制斗争，是跨国政治、军事以及文化交织下的产物，伴随着人们对权力、身份和未来的深刻追问，其影响远超当时战场上的得失，成为两国历史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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