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伟达作为全球最有价值的科技公司之一,早已超越了传统的显卡制造商角色,成为人工智能加速的核心动力。自推出高性能图形处理单元(GPU)以来,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应用,英伟达的芯片为空前的计算能力提供了基础,支持了OpenAI、Anthropic等一系列领先AI企业的崛起。市场价值一度突破四万亿美元,英伟达在科技界的地位无人能及。然而,随着技术优势的提升,围绕着英伟达的国家安全问题也变得日益突出,使其从美国技术主力逐渐转变为潜在的安全隐患。半导体作为全球大国竞争的核心战略资源,决定了经济与军事实力的上风势力归属。美国政府早已认识到,掌握先进芯片技术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科技优势的关键。
针对中国的出口限制便是应对方案之一,旨在阻止中国科技公司获得高端技术,防止其在人工智能领域匹敌甚至超越美国。尽管如此,英伟达在出口管制面前的行为却充满争议。公司的CEO黄仁勋一再否认存在芯片"泄漏"中国的情况,但各种迹象表明英伟达的芯片确实通过新加坡等第三方市场流入中国。新加坡市场的销售额在近两年内从23亿猛增至237亿,这一异常增长激起了当地政府的调查,认为芯片极有可能被转运至中国,规避了出口限制。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如DeepSeek借助这些芯片成功推出多款AI产品,即便这些芯片技术水平并非最顶尖,却足以维持中国在AI赛道的竞争力。这种持续的技术输入使得出口限制效果打了折扣,有限的芯片供应使得部分中国AI项目进度放缓,但整体战果依旧不可忽视。
英伟达不仅通过绕道销售芯片帮助中国AI企业维持生机,还通过向中国销售较弱版本芯片,将利益与中国市场绑定,严重削弱了出口管制的威慑力。除了商业上的诱因,英伟达与中国政府之间的政治互动也令外界忧虑。黄仁勋公开称赞中国的创新能力,给北京政权提供了宣传助力,显现出公司缺乏核心的"企业爱国责任感"。在核心技术涉足军用领域的背景下,这种态度令人担忧。中国军方对英伟达芯片的渴求显而易见,技术的双重用途让芯片生态不仅是商业领域的产品,更是军事和战略资源。对英伟达的游说活动也充满争议。
拜登政府和特朗普政府时期都会面临围绕是否禁止向中国出口更先进芯片的纠结,尤其是在特朗普时代,其本欲全面阻断部分英伟达芯片出口,却在游说和私人会谈后作出妥协,甚至允许芯片输出换取盈收的一部分返还美国政府。这种"让利换禁令"的做法引发了广泛批评,被认为是错误的战略妥协。部分人士主张技术出口能使中国更加依赖美国技术体系,从而保持一定的控制力。然而,中国方面迅速采取行动,限制英伟达最先进芯片的进口,积极扶持华为等国内芯片设计产业,寻求减少对美国技术的依赖。这让美国的战略优势缩小,未来几年内,中国可能实现从芯片进口大国到国产芯片自主可控的重要转变。英伟达目前试图同时满足美国和中国市场诉求,却陷入了两面受敌的尴尬境地。
这样的"中间路线"既无助于维护美国的技术优势,也难以获得中国市场的完全信任,长远而言是无法持续的。公司创始人及CEO黄仁勋的全球主义和个人主义理念,代表了硅谷的典型文化背景 - - 强调创新自由、全球市场和个人权利,往往忽略了科技对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的重要影响。硅谷的先锋精神起源于反叛文化和个人主义,但其成长历程与美国政府的支持和军事科研紧密相关,联邦资助和军事合同为科技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如今大部分科技公司已淡忘这段历史,缺少对国家和社会责任的认知。与此形成对比的是,部分行业领袖正在尝试恢复对国家使命的认同感。例如Palantir的创始人亚历克斯·卡普在其新著中强调科技行业应承担公民责任,积极参与国防创新,回应地缘政治挑战。
英伟达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前沿的领先地位,本应让其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合作伙伴。然而,黄仁勋更倾向于描绘技术未来如个人机器人伴侣、无人驾驶汽车这类消费性梦幻生活场景,而非正视其技术创造的战略风险和潜在军事用途。若未来智能产品的研发、制造和销售掌握在中国手中,则美国将深陷被动局面,技术优势和国家安全将面临重大威胁。历史上,美国政府面对企业权力和公共利益的矛盾一直在探索平衡。在默多克、杜鲁门等总统时代,曾通过反垄断、监管措施规范企业行为并确保大型企业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富兰克林·罗斯福早在1901年便提出,巨头企业存在于国家制度保障之下,必须服务于国家利益,其反垄断斗争奠定了美国中期国家战略的基础。
当前,美国需要重新启动这一传统,推动企业权力与国家利益的融合。大型科技企业不可或缺,但不能任其自主对抗国家安全需求。合理的反垄断政策应促进市场多样化和创新活力,扶植中小科技公司发展,防止少数巨头垄断。对于英伟达,司法部应持续调查其潜在违法行为,推动其承担相应责任。半导体供应链安全应成为优先事项。美国应当重新严格限制英伟达高端芯片对中国的出口,同时回应中国对稀土出口的限制政策,以保持战略对峙。
白宫的人工智能行动计划明确指出,美国必须阻止对手利用我们的创新来损害国家安全,因此切断对中国先进芯片的供应成为不可妥协的目标。除此之外,美国应加快半导体产业的回流和盟友供应链建设,减少对如台湾等关键地区的依赖,防范突发地缘风险。执法机构应强化对出口管制的监控,堵塞灰色渠道,如阻止通过新加坡等第三方市场的芯片转运。国会现有立法如"停止窃取我们的芯片法案""芯片安全法案""GAINS AI法案"等均为强化半导体产业安全的关键法律,应得到执行和完善。若英伟达继续无视限制政策,助推中国芯片产业发展,特朗普或未来政府应加大法律和政治手段予以严厉制裁,力求维护国家利益凌驾于企业私利之上。历史经验教训表明,国家安全从未仅依赖技术优势,更要依靠法治、政策与企业责任的有效结合。
如果政府放任企业自由行动,美国的人工智能战略将面临严重挫折,科技领先地位及国际竞争力将被削弱,给中国留出赶超甚至领先的空间。英伟达的案例警示我们,科技巨头需要与国家目标保持一致,全球创新的自由精神应在维护国家安全的框架下实践。唯有如此,美国才能在这场新兴的技术竞赛中立于不败之地,保障未来的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