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古道尔(Jane Goodall)以她对野生黑猩猩行为的长期细致观察,彻底改变了人类对于自身与近亲灵长类之间关系的理解。她在东非贡贝(Gombe)保护区的田野研究揭示了黑猩猩制造并使用工具、吃肉、举行类似"雨舞"的社交行为,甚至发生组织性的群体冲突与"战争",这些发现冲击了20世纪对动物认知与行为的传统看法。简·古道尔于2025年10月1日在洛杉矶去世,享年91岁。她离世时仍在进行全球巡回演讲,直至最后岁月仍以行动影响世界。 从英国到东非的非凡旅程始于童年对动物的热爱与一次勇敢的远行。1934年4月3日生于伦敦并在伯恩茅斯(Bournemouth)长大,简在没有正规大学学位的情况下以热忱与直觉进入科学领域。
1950年代末她来到东非,受古人类学家路易斯·利基(Louis Leakey)邀请,开始在坦桑尼亚的贡贝湾开展对野生黑猩猩的长期观察。1960年7月14日她抵达贡贝,随后几年里以耐心与敏锐建立了与当地黑猩猩群体的信任关系。 简·古道尔的研究方法在当时颇具革命性。她拒绝仅以编号替代个体,而是为黑猩猩取名,如著名的"大卫灰须"(David Greybeard)与族群母亲"Flo"。通过认识个体并记录多代群体的变化,她得以记录到母亲育儿间隔、幼子依赖、社会学习与传承等细节性数据。1963年,《国家地理》刊登了她在贡贝的长篇报道,辅以摄影师丈夫雨果·范·劳克(Hugo van Lawick)的摄影作品,迅速将她与她所观测的黑猩猩推入国际视野。
最具冲击力的发现之一是黑猩猩使用工具的能力。简记录到个体用草茎取食白蚁,这一发现迫使科学界重新定义"工具"和"人"的界限,也正如利基所言:"现在我们必须重新定义'工具'、重新定义'人',或者接受黑猩猩也是人类的一种。"这一洞见不仅改写了灵长类学,也触发了关于动物认知、文化传承與伦理对待的广泛讨论。另一个关键发现是母性休养间隔远长于许多哺乳动物,她指出贡贝族群中抚育下一代的节奏与人类有着意想不到的相似之处。 简的工作不仅在学术上卓越,也在传播学术成果的方式上独树一帜。她坚持以平实而有感染力的文字向大众介绍科研过程与科学结论,著作包括《我的朋友:野生黑猩猩》(My Friends, the Wild Chimpanzees,1967)、《在人类的阴影下》(In the Shadow of Man,1971)与《透过窗子》(Through a Window,1990)等,另著述多部儿童读物,总数达32本。
电视与纪录片的传播让她的形象成为公众心目中温和而坚定的自然守望者,1965年CBS播出的专题纪录片把她和贡贝的黑猩猩带进了成千上万家庭的客厅。 她的学术生涯同样非同寻常。剑桥大学在没有她本科学位的情况下接纳她为博士研究生,并于1965年授予她博士学位。她的研究得到包括史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在内的学者高度评价,古尔德称她的工作"代表了西方世界伟大的科学成就之一"。 70年代起,简开始将更多精力投入保护行动与公众教育。她公开反对捕捉野生黑猩猩用于动物园展示或医学实验,强调栖息地保护与减少人与野生动物冲突的迫切性。
1977年她创立了简·古道尔研究所(Jane Goodall Institute),该组织发展成为全球性非营利机构,在多国设有分支,长期维持贡贝的研究站并推动保护项目。1991年发起的Roots & Shoots青年项目,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培养下一代的环保意识与行动力,已在数十个国家生根发芽,影响了成千上万的年轻人。 她的影响力体现在学术之外的广泛荣誉与公共角色上。联合国任命她为和平使者,英国女王封她为大英帝国爵级女士,她也获得国家地理学会哈伯德勋章、天普尔顿奖等多个国际奖项,并曾被授予总统自由勋章,以表彰她在保护与教育领域的终身贡献。 简·古道尔的人生并非没有波折。她的第一任丈夫是摄影师雨果·范·劳克,二人在贡贝合作多年并育有一子,昵称"Grub"的雨果·艾瑞克·路易斯·范·劳克(Hugo Eric Louis van Lawick)。
之后简经历了婚姻与丧偶的沉痛:与范·劳克离婚后,她与坦桑尼亚国家公园署长德里克·布赖斯恩结婚,后者1980年因癌症去世。尽管私人生活有起伏,她对野外的热情与对保护的承诺并未减退。 简的研究并非完全没有争议。她以亲近与命名研究对象的方法在当时被一些同行质疑为过于"人性化",主流科学界曾对她的叙事风格与研究方法持保留态度。但长期的田野观测与大量第一手资料最终使她的发现站住脚,并促使方法论上的反思与进步。她证明了长期个体识别和叙事性的田野笔记对于理解复杂社会行为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也启发了更多女性投身灵长类学与动物行为学。
简对公众教育的投入同样具有深远意义。她善于把科学观察与情感体验结合,将复杂的生态学问题以平易近人的语言传播给普通读者与学生。她坚信年轻人是未来的希望,Roots & Shoots计划正是基于这一信念,通过学校与社区项目培育环保意识。在她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她仍然频繁出现在全球讲台上,用个人经历与乐观精神激励听众采取实际行动保护自然。 贡贝保护区在1978年被坦桑尼亚政府列为国家公园,简的研究站至今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与科学家。保护区历经年代变迁,面临栖息地丧失、非法狩猎与人类活动侵占等挑战,简与她的团队长期呼吁以社区为本、科学为支撑的保护策略,强调当地社区在保护工作中的核心作用。
她对保护的理念不是单一的学术守望,而是跨学科、跨文化与以人为本的实践。 作为一位作者、演讲者与公民倡导者,简留下了丰富的著作与大量公众演讲的记录。她的最后一本主要著作之一是与道格拉斯·艾布拉姆斯(Douglas Abrams)与盖尔·哈德森(Gail Hudson)合著的《希望之书:给艰难时代的生存指南》(The Book of Hope: A Survival Guide for Trying Times,2021),在书中她展现了对未来的乐观与对环境道德的深刻关切。她的生活与写作不断提醒我们,人类的命运与地球上其他生物息息相关。 简·古道尔的离世不仅是科学界的损失,也是全球环保与教育运动的一大里程碑。她以一生证明了科学观察可以兼具细腻的人文关怀,证明了个人行动与言辞在动员公众、保护濒危物种与生态系统方面的巨大力量。
对许多人而言,她的遗产体现在无数因为她而走上保护与科学道路的青年身上。许多女性科学家也将她视为开路先锋,正是她的知名度与坚定使得女性在野外科学研究领域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面向未来,简·古道尔的工作提示我们几个关键命题:保护野生动物必须超越孤立的物种救援,转向栖息地保护、减少人类与野生动物冲突与支持当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环境教育应从幼年开始,将生态伦理与实践技能结合起来;科学传播需要兼顾科学严谨与公众可理解性,才能转化为真实的社会行动力。她所创立的组织与项目继续在全球运行,Roots & Shoots的青年项目、贡贝研究站的长期监测、以及简·古道尔研究所在多国的保护项目,都是将其理念化为现实的延续。 对普通读者与关心自然的人士来说,延续她遗志的方式很多。支持或参与本地的环保组织,关注并推动保护栖息地的政策,倡导减少一次性塑料与推广可持续消费,参与或支持青少年环境教育项目,都是现实可行的行动。
简·古道尔一生强调希望与行动并重,她的生命证明了哪怕一个人的执着也能掀起全球范围的文化与政策变革。 简·古道尔以细腻的观察力、温和却坚决的声音,打开了通往非人类心灵的窗口。她的死讯在全球引发悼念与反思,但她播下的种子早已生根发芽。贡贝的林荫下、课堂里的环保课程、世界各地年轻人发起的保护行动,都是她不朽的延伸。她留下的不只是科学论文与奖项,而是一种关于人与自然应有关系的伦理倡议:尊重、共融、守护。 在缅怀之余,更应以行动向她致敬。
将对野生动植物的好奇转化为支持保护的行动,将对科学知识的尊重转化为推动政策与教育变革的动力,这正是简·古道尔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亦是她留给世界最宝贵的遗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