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青少年之间的有害性行为在学校环境中的问题日益受到关注。随着社会对性别平等与青少年权益保护意识的提升,学校里此类行为的预防和干预变得尤为重要。警察作为社会秩序的维护者也愈加深入地介入学校中这些敏感话题的处理,然而他们的角色常常处于监督与支持之间的拉扯中,既需要执行法律又不得不兼顾青少年的心理和行为发展。对于警察而言,如何平衡惩戒与关怀,执法与育人,成为一个复杂而富有挑战性的课题。 首先,警察介入学校有害性行为的原因,在于通过法律手段威慑和减少违规行为,加强校园安全,提高事件报告率以及规范性行为。然而,学校环境的特殊性使执法工作面临诸多限制和挑战。
青少年的性行为常常不完全符合法律定义,甚至存在诸多法律灰色地带,例如强迫或压力下的性活动,或涉及互惠性的"非法"图片分享等行为。政策层面也反馈出矛盾,执法和关怀的目标难以统一,法律界限的模糊性使得警务实践充满灰色空间。 从福柯的监控理论视角来看,学校中警察的存在和行动体现了社会对青少年的行为规范和权力运作。学校本身便是一个规则密布的纪律机制,拥有摄像头、行为管理系统以及各种规则,致力于管控学生行为,使其符合社会和机构的期待。警察在这样的环境中,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执法者,更是监管和行为引导的执行者。警察与学校的联动强化了这种全方位的监控,甚至关系建设的"软性"警务行为,也往往被用作监控和获取信息的工具,而非单纯的支持或关怀。
与此同时,警察在面对青少年的态度上也显露出"好警察"和"坏警察"的两面形象。部分警务人员倾向于以权威和威慑为手段,强调法律的硬性约束,认为只有让青少年产生对警察的畏惧才能有效遏制有害性行为发生。他们坚信强硬的执法教育能够提高警察在青少年中的权威感,促进守法,减少案件发生。而与此相对,一线青年接触警察则更倡导一种基于共情和支持的关系型警务,认为通过建立信任与支持,减少恐惧与羞耻感,才能让受害者和施害者更愿意求助和改正行为。双方的观点和实践在实地工作中往往并存,却难以兼容。 对于青少年来说,警察的出现常常既是保障又是恐惧。
有些受害者或当事人因对警察的负面认知而不愿主动报告,担心自己会被误解、惩罚甚至污名化。尤其是在涉及图片分享等网络行为时,模糊的法律界定使得受害者害怕自身被追究责任,从而选择沉默。在这种氛围中,执法硬性措施反而造成人们对警察的信任减少,阻碍了事件的有效处理。而警察自身也承认,这种法律与现实经验的脱节限制了他们的执法效果,注重教育和预防却无法与严苛的法律威慑并行。 此外,从多方专业人员和教师的视角观察,学校自身的行为管理和纪律制度也强化了这种监控文化。零容忍政策和严格的规范使得学校环境充满压力,学生行为受到高度规范和监管。
这不仅将学校塑造成一个纪律工厂,更在一定程度上依赖警察来施行惩戒。学校与警察的合作带来了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能够提升安全感和事件处理的专业性;另一方面则可能导致青少年的过度监控和自由受限,引发权力失衡,不利于其健康成长。 目前警察介入时常被看作教育性强制手段,向青少年传播何为正确、不可触碰的行为界限,但这种以法律为中心的干预方式难以触及青少年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个体差异。法律往往用单一的黑白标准来判断行为,却忽略了青少年彼此关系中的细腻互动和自我认知发展,使得"非法性行为"的标签对所有青少年来说都是一刀切,剥夺了他们的主体性,反而形成心理负担和沟通障碍。 同时警察的执法时间长、调查程序复杂,常常使受害者和涉事者处于一个漫长的不确定期,感受到无助与失望。警察和教师都表示,这种拖延会破坏年轻人对执法系统的信任,导致他们对报告事件失去信心,形成"报告无门"的消极循环。
甚至有警察自己也坦言,在自身生活中遇到类似事件时,也可能因对系统效率的担忧而犹豫是否选择报警,这无疑暴露了体系的不足。 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专家们提出警务介入应转向支持青少年的性公民权,打破监控与惩罚的二元对立。所谓性公民权,即承认青少年作为性主体的权利、能力和自主空间,尊重他们在性关系中自主决策和伦理判断的权利和需求。警察及学校应从教条式的法律宣导转向更加人文关怀、复杂认知的对话,帮助青少年理解伦理关系和个人责任,鼓励自主权利与保护权利的平衡,允许适度的失误和成长空间。 这不仅需要警察层面进行专门培训,提高对青少年发展心理及文化的理解,也需要在学校层面松绑以行为管理为中心的刚性政策,形成更加开放和共情的校园氛围。同时,跨部门多机构协作至关重要,警察、学校、社会服务机构、心理咨询单位应协同合作,丰富青少年的支持网,打造包容、安全的成长环境。
最终,警察在学校中的角色需要从单纯的权威执行者转变为真正的支持者和引导者,不再仅依赖监控和威慑,而是通过建立基于尊重和理解的关系,帮助青少年健康发展性意识和行为。只有如此,才能恢复年轻人对执法体系的信任,提升预防和处理有害性行为的实际效果。 综上所述,学校中的有害性行为警务介入处于监督和支持的复杂交织当中,现有法律框架及警务文化在执行过程中展现出明显矛盾。改进路径应围绕青少年的性公民权愿景展开,通过制度变革和文化转型,减少监控驱动的权力不对称,推动更加公平、有效和富有人性化的应对机制,以保障年轻人的安全、权益与成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