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场由天主教大学组织的公开讨论中,软件测试公司Antithesis的CEO Will Wilson 提出一个可能让人既松一口气又皱起眉头的观点:人工智能(AI)不会带来"大规模失业",但确实可能导致"大众愚钝"。他的论断在社会和宗教领域引发广泛讨论,与会的神职人员和学者则从伦理、灵性和社会治理层面对人工智能展开了补充与反思。 这一论点的核心并不在于否认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而在于提醒我们关注更为隐蔽但长期的风险 - - 认知外包与人工亲密(artificial intimacy)对人的独立思考、深度关系与精神生活的侵蚀。Will Wilson 指出,人类的欲望与需求是无限的,历史上每一次技术革命最终都会创造新的职业和新的需求,因此"技术性失业"往往会被新的经济形式所吸纳。但他同时警告,AI并非真正具有"智慧",而是一个容易取代人类思考的工具,如果我们把机器输出当作默认真理,人类的判断力和批判性思维会逐步退化。 天主教会内部对此有自己的担忧和回应。
神父 Michael Baggot 提到"人工亲密"可能削弱深刻的人际纽带,呼吁为AI设立伦理与实践上的"护栏",以免它俘获人的心智与感情。他以天主教聊天机器人 Magisterium AI 为例,强调开发者有意避免让用户对AI产生拟人化的亲密感,因为那种关系可能替代人与人之间本应存在的精神交流与教会生活。 与此同时,国际恶魔驱逐协会的十五届大会上,学者和从业者们从宗教传统的角度探讨了人工智能与超自然、神秘主义之间的关系。犯罪学者 Beatrice Ugolini 警告,算法可能成为新的"占卜"工具,借助海量个人数据营造似乎具备预测或"沟通亡者"的幻觉,带来新的伦理与心理风险。尽管"AI与通灵"听起来带有感情色彩,但它触及的是算法在信息生产与意义制造方面的权力:谁有权解释事实、谁有能力制造可信的叙事,以及人们如何在信息不对称中保持判断力。 从技术与社会科学角度看,Wilson 的"更像是大众愚钝而非大众失业"这一判断有其理论支持。
认知科学中的"认知外包"(cognitive offloading)现象描述了人们在面对复杂信息时逐渐依赖外部工具来记忆、决策和推理,GPS 让人没必要记路,计算器让人不用记乘法表,搜索引擎让人降低信息检索的主动性。人工智能进一步增强了这种外包的能力:从自动摘要、智能推荐到自动写作与决策建议,AI在很大程度上是放大了我们将认知负担转移给机器的倾向。 这种依赖的危害并非仅限于技能丧失。长期的认知外包可能侵蚀批判性思维、信息甄别能力以及对复杂问题进行深度反思的意愿。当AI生成的内容越来越符合用户偏见并提供"即时满足",人们可能更少去验证、对照或探究背景逻辑,社交平台的回音室效应也会因此被强化。自动化偏差(automation bias) - - 人们在机器给出答案时倾向于接受即便该答案有误 - - 在医疗、司法、金融等关键领域尤为危险。
那么,AI是否就此罪大恶极?并非如此。AI具有巨大的辅助潜力,可以提升医疗诊断的准确率、优化供应链、辅助科学研究和教育个性化。在就业方面,历史经验显示技术变革带来的是劳动力结构的转型而非简单的岗位消亡:某些重复性岗位可能减少,但新的岗位、新的产业和新的服务形式会出现,尤其是在与AI协作、治理和维护相关的领域。 关键在于如何设计"工具"与"人"的关系,以防止工具取代人的判断力和人际关系。基于当前争论,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提出建设性策略: 教育与数字素养应成为优先事项。学校与终身学习体系需要把人工智能伦理、算法理解、信息甄别和批判性思维纳入核心课程。
数字素养不仅意味着会用工具,更意味着知道工具的局限、数据如何生成与偏差如何产生。公众教育项目应强调"证据文化",让公民在面对AI生成信息时能问出关键问题:数据来自何处?模型如何被训练?输出存在的不确定性有多大? 在组织与企业层面,企业应当以"人机共生"为原则重新设计岗位与流程。将AI定位为增强人类能力的助理,而非替代者。在医疗、司法等高风险领域,推行"人机共治"模式,保留关键决策的人工审核环节,避免完全自动化的黑箱系统主导最终结论。企业责任还包括透明度报告、偏见审计和允许用户理解与挑战AI决策的机制。 在政策与监管层面,需要更加务实与技术敏感的法规。
监管机构应推动算法透明、数据隐私保护与可追溯性标准,要求高风险系统进行独立评估与持续监控。与此同时,政策应该促进劳动力转型与再培训计划,为受技术替代影响的群体提供可行的就业路径和社会支持。税收与社会保障机制也需与新经济形态相适配,保障社会整体的稳定与公平。 对于宗教组织与精神共同体来说,人工智能提出了深刻的伦理与牧灵问题。教会可以发挥其伦理资源与社区网络,参与公共讨论,为技术伦理提供基于人性与信仰的反思。教会在帮助信众理解"技术如何影响心灵生活、亲密关系与共同体"方面有独特的历史与实践优势。
避免伦理讨论仅停留在技术奇想,而是将其与人的尊严、群体生活与道德责任相连结,是宗教界可以提供的重要贡献。 我们也要正视那些看似"超自然"的担忧:算法如何通过分析个人数据重构"身份"、预测行为、甚至仿制死者的言语风格来制造"通灵"体验。技术上可以通过模仿大量文本来生成熟悉的语调,这种能力若被商业化或滥用于情感操控,将对个人的悲伤过程、悼念文化与心理健康造成干扰。因此,关于AI在情感劳动与悼念商业化领域的伦理边界必须明确界定。 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也能做出实践性的选择来降低"大众愚钝"的风险。首先,对AI输出保持必要的怀疑与求证态度,不把生成内容作为最终权威;其次,定期练习"无屏时间"和深度思考,保持阅读、写作与面对面交流的习惯;再次,主动学习基础的统计与逻辑知识,提高对误导性信息的免疫力。
对信仰生活者而言,可以把技术的使用与灵性实践相结合,用宗教传统中的沉思、祷告与共同体生活来平衡技术带来的孤独感与即时满足。 学术研究也应进一步关注AI对认知结构与社会行为的长期影响。跨学科研究将尤为关键:神经科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宗教学者与工程师需要共同设计干预试验来检验AI使用习惯与认知能力之间的因果关系。政策制定者应以证据为基础,而非仅凭恐惧或乐观情绪来制定规则。 面对AI的双重性,我们既不应陷入宿命论,也不应放任自流。技术本身无善恶,但其设计、部署与应用的社会环境决定了影响是积极还是有害。
Will Wilson 的警示有助于把话题从"机器是否会抢走工作"引向更深层的社会问题:我们如何在享受技术便利的同时,维护人的判断力、亲密关系与精神生活。 结语:人工智能正在重塑我们的知识获取方式、工作方式与人际互动。与其恐惧"机器抢走饭碗",不如更关注"机器是否剥夺了我们成为有思想、有情感、有责任的人的能力"。教育、监管、企业实践与宗教伦理可以协同作用,构建既允许创新又保护人类尊严和认知自主的技术生态。只有如此,人工智能才能真正成为人类智慧的放大器,而不是大众愚钝的助推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