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新冠疫情席卷全球,许多国家选择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财政支出,用以支撑失去收入的家庭、维系濒临倒闭的企业、资助公共卫生体系并实施检测追踪等防疫措施。与之相伴的,是政府债务和财政赤字的显著上升,引发公众和媒体关于"债务负担是否会压垮未来世代"的担忧。然而,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市场信号来看,疫情期间通过借款来保护人民生命与经济基础,往往比过早收紧财政更具理性与效率。理解为何如此,关键在于厘清债务的真正代价、利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短期支出对长期经济潜力的影响。 衡量债务负担的核心不是绝对数额,而是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以及偿债的真实利率成本。债务本身并不等同于负担,关键在于政府为其债务支付利息的成本占经济产出的比重。
如果利率长期低于经济增长率,那么债务占GDP的比率会自然下降,从而使得高额借款在长期内并不必然转化为不可持续的负担。另一个重要指标是利率与增长率之差(通常记为r-g)。当r-g为负时,债务负担会随着时间自动减轻;当r-g为正时,债务可能呈上升趋势并最终需要财政矫正。当前许多发达经济体处于低利率环境,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维持在历史低位,令r-g出现负值或接近零的可能性增加。 疫情期间财政扩张的另一个经济学依据源于财政政策的目标差异。常规经济衰退下的财政刺激旨在刺激消费与投资以恢复名义需求和就业。
而疫情带来的特殊性在于,我们并不希望把所有经济活动恢复到疫情暴发前的水平:在社交接触会传播病毒的情况下,鼓励人们外出消费和聚集反而有害公共健康。因而,政策的目标从"刺激消费"转变为"稳定收入与维持生产能力"。财政支持的作用是替代私人成本,确保企业与家庭在停摆期间不会崩溃,以便当防疫形势好转时经济能够迅速复苏。用贷款来换取"暂停式经济"并保存社会资本,是一个在短期内极具价值的选择。 另有一层重要的现实依据是市场对政府债务风险的定价。主权借贷的成本由金融市场决定,当债券收益率长时间处于低位时,说明市场愿意以低成本借钱给政府。
低利率一方面降低了财政负担,另一方面也为政府提供了在必要时长期锁定低成本资金的机会。对于许多国家来说,疫情引起的债务激增如果是一次性的财政冲击,并且能够在疫情过后回归较为温和的赤字水平,那么长期利息负担对经济增长的侵蚀是有限的。历史与数据也表明,在特定时期内,债务增长并未必导致利率飙升或通胀失控,尤其是在增长前景受抑和通货膨胀预期稳定的环境中。 当然,财政扩张并非没有代价与风险。长期的常态化高赤字会削弱财政空间,使政府在未来应对新危机时难以为继。过度依赖借款还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引发市场对偿付能力的担忧,推高利率并通过债务服务成本传导至公共预算。
对此,政策制定者需要同时兼顾短期必要性与长期可持续性,明确区分一次性、针对疫情的"财政冲击"与永久性的结构性赤字,并在形势好转后制定可信的中长期财政规划。可信性可以通过公开透明的财政规则、逐步恢复中性财政赤字以及把支出重点转向可以增强潜在产出的领域来维持。 从政策工具角度看,货币政策并非在疫情期间能替代财政支持。中央银行可以通过降息、购买政府债券和提供流动性来降低融资成本、稳定金融体系。然而,很多货币政策工具在零利率附近或者面对大规模需求冲击时效用有限,且很难直接替代对低收入家庭和小微企业的收入替代与负担纾困。财政政策能够有针对性地资助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群体,补贴企业以保留劳动关系,避免生产设备和社会资本流失,这是货币政策难以实现的精准救助。
疫情之后的财政战略应向着恢复弹性与提升长期增长潜力双重目标转变。首先,制定明确的财政路径,说明在疫情稳定后如何逐步将非常规支出转为常规可持续的财政安排,必要时通过提高税收效率、改革补贴结构和优化公共支出来恢复财政空间。其次,把一部分支出用于提高医疗公共卫生能力、数字基础设施和劳动者再培训等可以提高潜在产出的投资项目。长期生产率的提升能提高经济增长率,使得未来偿债能力更强,从而有效扩大可持续的财政容量。 此外,需要警惕财政扩张的分配效应。如果支出设计不当,财政救助可能加剧不平等或出现资源浪费。
因而政策应注重保护低收入群体、劳动密集型行业和中小企业,并在救助中设立有效的监管与问责机制,确保资金真正流向有需要的部门与群体。透明的财政规则、及时的数据披露和对救助计划的独立评估,能够提升公共信任并降低政治风险。 从历史中可以得到有益的启示。在过去的大型危机中,包括战争和金融崩溃时期,政府债务曾大幅上升,但如果在危机过后结合适当的增长政策、税制调整与公共投资效率提升,长期债务水平并未必阻碍经济恢复与增长。相反,过早的财政紧缩往往会延长经济低迷并导致社会成本上升。疫情这一次的特殊性在于保护公共生命与经济结构完整性的优先级,令借债成为一种道德及经济上可辩护的选择。
面对未来不确定性,政策制定者也可以考虑使用财政工具的结构创新来兼顾风险与责任。比如对短期紧急支出采用明确期限的临时税收或发行指定用途的国债,或在公共投资与救助之间建立清晰的评估标准。与私人部门的合作模式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分担风险,例如通过公共私营合作来加速疫苗生产与分发,或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引入长期项目债券以锁定投资回报和降低财政短期压力。 总之,在当前低利率且经济活动被迫收缩的背景下,政府借款来维持人民生计、保护公共卫生和保存经济体系完整性,是一种理性且必要的选择。关心债务可持续性并非错,但将对疫情保护性支出的担忧作为优先理由而过早回归紧缩政策,可能付出更高的人命和经济代价。真正聪明的财政管理不是一味回避债务,而是在应对危机时敢于采用必要的支出并在危机解除后以透明、稳健和成长导向的方式恢复财政稳健性。
市场对低利率的判定、债务与增长的相对关系、以及财政支出的设计与临时性,都共同构成了一个在疫情时代理解和管理公共债务的完整框架。只要政策制定者正确权衡短期救助与长期财政能力,借债来保护人民与经济,会成为未来回顾时被视为负责任而非鲁莽的决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