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九世纪的美国海洋叙事中,赫尔曼·梅尔维尔的《白鲸》(Moby-Dick)以其雄浑的笔触和深邃的象征体系占据独特位置。人们常从宗教、哲学与生态角度解读这部鸿篇巨制,但其中隐匿的数学元素同样耐人寻味。数字、计量与几何不仅构成船员生活的日常工具,也渗透进文本的隐喻结构,成为理解阿哈伯(Ahab)、船与海之间紧张关系的重要钥匙。将《白鲸》视为一部"数学小说"并非卖弄学术趣味,而是揭示梅尔维尔如何把数学语言作为叙事与思想表达的有力媒介。学者如萨拉·B·哈特(Sarah B. Hart)专门讨论了这些数学典故,指出梅尔维尔理解并引用了当时流行的数学教科书与航海手册,表现出高超的文化与数学素养。理解这些背景有助于更全面地把握文本的深层含义。
航海本身就是应用数学的实践场:用望远鏡观测星位以确定纬度,用经度计算与计时器匹配,用三角测量估算距离,用对数与表格简化复杂运算。《白鲸》中的人物不仅依赖这些技术求生,更把它们内化为世界观。以航海者为核心的叙事不可避免地出现导航术语、测量工具与算法思维。梅尔维尔在小说中提及的《达博尔算术》(Daboll's Arithmetic)、欧几里得(Euclid)与纳维盖特(Bowditch)的航海手册皆属当时广为人知的参考书,几乎是每位新英格兰水手与商人熟悉的实用读物。通过引用这些权威性的数学文本,梅尔维尔既确立了叙事的现实基础,也把人物的认知局限暴露无遗。 阿哈伯的形象尤其与"算术化的意志"紧密相连。
失去右腿后,他通过刻意的计算与仪器试图用理性对抗无垠海洋与那头超凡的白鲸。他的复仇计划带有冷静的工程性,每一步似乎都经过精确估算:记录风向、计算航速、分配船员位置、推断鲸群移动的概率。阿哈伯把海视为一个待解的方程,白鲸则是方程中的未知数,他相信通过足够的测度与推演可以求得答案。然而,小说不断提示读者,海的复杂性与偶然性超出任何有限算式的覆盖范围。梅尔维尔并非简单地贬斥计算的价值,而是在展示一种张力:人的理性欲望试图以可计算的方式驾驭非理性的自然,而这一欲望本身会催生盲目与悲剧。 数字与计量在文本中以多重方式显现。
显性者如时间与距离的记录:航程日志、钟表、海里与杆长,这些是船员生存的工具。隐性者则体现在对分类与秩序的追求,最典型的例子是"鲸类学"(Cetology)章节 - - 梅尔维尔以近乎滑稽而严肃的方式模仿博物学家的分类手法,将鲸分门别类,罗列名称、大小与用途,其风格既体现百科全书式的穷尽精神,也暗含对把自然纳入人类理性系统的怀疑。鲸类学中的条目与表格将阅读者带入一个数字化的世界,在那里鲸的个体性被简化为可比较的尺度与类别。此一过程与十九世纪科学话语同步:当时的知识生产强调测量、分类与可重现性,小说通过模仿科学话语揭示了人类把世界图式化的欲望与局限。 几何语言在小说中频繁出现,并常带有象征意味。船只、绳索、桅杆、帆布与天体构成的网络可以用几何图形描述,而几何推理的清晰性与证明式的结论,与海上实践中的不确定性形成对照。
《白鲸》中不时出现的直线与曲线隐喻,象征命运与随机之间的关系。阿哈伯的复仇路径似乎是一条向白鲸延伸的直线,是决心的单向向量;而海流、风速、鲸群的机动则是曲折难测的曲线,代表偶然与变数。梅尔维尔在某些段落中甚至以欧几里得式的严谨语气描述几何原理,再将其立刻置于海上混乱的语境中,从而揭示理性与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张力。 算术亦被用来刻画人物性格。比如伊什梅尔(Ishmael)作为叙述者,常以好奇心观察周遭,他在描述船员分工、捕鲸设备与食物供给时,采用接近会计式的精确语言:码数、比率、分数与平均数成为叙述的素材,既体现其务实性,也带来一种冷静的幽默感。而和平派的队友快手(Stubb)或理性主义的克瓦奎(Starbuck)在处理数字与概率问题时,反映出他们面对危险时所选择的性格化应对策略。
数字在这里不是冷漠的抽象,而是个体如何在风险管理中保持理智或陷入狂热的指示器。 文本中还隐含了对当代数学教育与普及的反思。十九世纪初期,美国家庭常有实用算术书,诸如达博尔的算术,侧重商业计算、测地与日常推演。梅尔维尔所引用的这些教材象征着一种中产阶级的理性工具,它们强调技巧而非哲学深度。相较之下,欧几里得代表着纯粹数学的理性传统,其抽象、公理化的美感与日常算术形成鲜明对比。当梅尔维尔在文本中同时提及这两类资源,他在文化层面上呈现了一个时期的张力:一方面是以实用为导向的美国算术文化,另一方面是以理论为核心的欧洲古典数学传统。
小说中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更为依赖前者,但文本屡次召唤后者,让读者感受到哲学式的沉思从实务中生发。 在文学隐喻层面,数学也成为关于知识局限的警示。阿哈伯的求知冲动不是为了理解世界的善意探索,而是出于复仇的偏执。他用测量、统计与推演来寻找并锁定白鲸,企图把复仇变成工程问题。梅尔维尔通过叙事不断展现这种把世界"算术化"的危险:当所有事物都以数值来衡量,人性的复杂性、他者的主体性与自然的不可预测性可能被忽略或扭曲。小说以悲剧结局提醒我们,数学工具若被道德与情感隔绝,可能成为暴力的助推器。
然而,梅尔维尔并非彻底否定数学与科学。相反,他承认它们在探索世界方面的价值,同时强调它们的边界。小说中有无数对科学仪器的细腻描写,那些在甲板上忙碌的测量操作展现了人类在艰险环境中借助知识求生的能力。梅尔维尔对技术细节的兴趣,既源于他对海洋生活的观察,也反映出十九世纪知识文化对科学方法的推崇。与其说他批评数学,不如说他呼吁一种谦卑的理性:认识到数学能告诉我们的只是部分真相,而文学、宗教與伦理提供的是补足其余的视角。 在符号层面,数字本身带有象征意义。
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某些数值或计量方式会唤起宗教、命运或宿命主题。例如,特定时间点的钟声、特定天象的出现或特定深度的测量,都在叙事节奏中承担情感高地或转折点。梅尔维尔善于把冷冰冰的数字置于高亢的文学语境,使其隐含的象征力倍增。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小说在论述复杂的数学或科学概念时,经常用诗性语言加以润饰,这种混合风格强化了文本的多声部结构:理性声音与诗性声音同时发声,互为映照。 今日回看《白鲸》中的数学元素,有助于我们在跨学科层面重读经典。把文学与科学、数学交织在一起的阅读方式,不仅能揭示梅尔维尔如何借助技术细节建构可信的航海现实,也能看到他如何用算术与几何来探讨人性、权力與命运的问题。
对现代读者而言,这样的解读有现实意义:在数据驱动的时代,我们同样面临用数字解释世界的诱惑与危险。梅尔维尔的小说提醒我们,工具自身不带价值判断,关键在于使用者的目的与伦理。将世界还原为可计算的对象可能带来效率,但也可能遮蔽伦理考量與人类情感的复杂性。 研究《白鲸》中的数学学俗化与象征化也能展开文化史的新视角。十九世纪的美国社会正在经历科学与实用知识的普及,商业算术、导航技术与博物学在民间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梅尔维尔的文本反映了这一历史时刻,把流行数学文化与文学想象结合起来,产生既贴近日常又触及形而上命题的艺术效果。
现代学者通过文本内部的数学典故,可以追溯当时的教育资源、职业培训与文化趣味,从而将文学史与科学史、教育史串联起来,构建更为立体的文化图景。 综上所述,把《白鲸》看作一部富含数学想象力的小说,不是为了把文学简化为公式,而是为了通过另一个角度理解梅尔维尔笔下的世界。在书页之间的数字、测量与几何,不仅是航海实务的反映,也是人物内在冲突与主题展开的媒介。阿哈伯以算术对抗海洋的形象,既是对理性力量的赞颂,也是对把世界机械化解释可能带来灾难的警示。面对当代日益复杂的数据化生活,重读梅尔维尔或许能唤醒我们对理性与人文并重的反思,提醒我们在追求可测量的知识时别忘了留出无法量化的空间给道德、同情與想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