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美国在出境管理环节逐步部署所谓的"生物识别出境"系统,越来越多离境国际旅客在登机口或出境通道被拍照并与证件照进行比对。这个曾经主要停留在试点阶段的项目,如今已在数十个机场和部分海港悄然运行,并获得联邦监管机构批准向全国更多口岸扩展。程序背后宣称的目标是确认旅客身份、完善入境入境记录并打击逾期滞留,但它也同时引发了隐私权、数据保存、种族偏见与公民权利方面的广泛担忧。 从现场体验来说,许多旅客的第一次接触并非在信息告示板或预先通知下发生,而是在登机廊桥处偶遇身着制服的联邦官员拿着相机或手机为登机旅客拍照。波士顿洛根机场一位乘客的经历被媒体报道:在登机时看到两名官员用手机拍摄乘客,并在事后表示"感到被伏击和侵犯"。类似的突发体验加剧了公众的不安与对知情同意缺失的批评。
技术与运作机制上,生物识别出境通常涉及为离境旅客拍摄面部影像,并利用算法将现场照片与护照或其他旅行证件上的照片进行人脸比对。这一过程被称为面部比较,目标是在旅客离境时确认身份的延续性,完善边境出入记录。对于非美国公民,相关照片据称可在数据库中保留最长期限可达75年;对于美国公民和部分合格旅客,官方宣称会在12小时内删除与护照匹配的照片。关于这些保存期与删除承诺,隐私倡导组织和一些研究者提出了质疑,要求更严格的透明度和独立审计。 政策与监管发展方面,美国国土安全部及其下属的海关与边境保护局(CBP)多年来缓慢推进生物识别出境部署。2025年9月,中介性的联邦机构办公室(Office of Information and Regulatory Affairs, OIRA)批准了一项拟议规则,为该项目扩展到所有机场、海港与陆路通道铺平道路。
尽管这一步骤在形式上标志着联邦层面的政策授权,但在现实中,项目早已在多地局部实施。CBP官员曾表示,规则通过后将允许在更多过境点常态化部署,而这一过程可能会在未来数年内持续推进。 公众疑虑集中在若干核心问题。一是隐私权与知情同意。许多旅客并未事先被充分告知拍照行为的法律依据、用途和保存期限,部分旅客在被拍照时并未被给予明确选择。二是数据保留与共享风险。
非公民影像最长保存75年,这一时间尺度远超多数其他政府数据保留期,且增加了数据被用于后续执法或共享给其他机构(例如本地执法机构、恐怖主义审查系统或移民执法以外用途)的风险。三是系统准确率与偏见问题。面部识别技术在不同种族、性别与年龄群体上的误识率存在差异,历史上多次研究显示对黑人与有色人种的识别更易发生错误,这可能导致无辜旅客遭遇二次盘查或旅行延误,甚至错误列入名单。四是透明度与监督的不足。尽管政府发布了一些说明,但外界对算法来源、性能测试结果、数据访问日志以及独立审计缺乏充分知情权。 法律与权利方面,生物识别出境触及隐私法、行政程序与第四修正案等多个法律领域。
联邦政府通常以维护国家安全和边境控制为由主张权威,但隐私维护组织称应有明确的法律边界与司法监督保障。关于公民权利,尽管官方表示美国公民的照片会在短时间内删除,部分公民仍担心瞬时保留的影像会被利用或外泄;对于外国旅客,长时间的数据保存更是引发国际社会关注与外交层面的敏感性问题。 技术难题也不容忽视。面部识别依赖图像质量、光照、角度与被拍者配合度;在登机廊桥、候机大厅等环境拍摄,往往面临光线不均、运动模糊、口罩遮挡或反光等问题,都会降低比对精度。应对这些问题需要更先进的活体检测(liveness detection)、多模态生物识别(例如结合虹膜或指纹)以及严格的质量控制流程。与此同时,更复杂的算法与更多数据并不必然带来更高的公正性;若训练数据本身存在偏差,系统便可能放大既有的不公平。
在国际对照上,许多国家和地区早已在边境管理中使用生物识别数据。例如欧盟的出入境系统(EES)对非欧盟旅客收集指纹与人像以记录入出境事件,相关系统强调规则化的法律框架和数据保护措施。相比之下,美国的扩展计划在公众沟通与立法细化方面被批评为速度快于透明度,从而引发外界不安。 若从国家治理与公共政策的角度衡量,生物识别出境代表着对数字化边境管理能力的提升,也同时暴露出制度设计的权衡困境。支持者主张其有助于更加准确地统计逾期滞留人数、排查身份冒用与潜在安全威胁,优化资源分配,并在双向比对中提高边境的完整性。反对者则担忧技术被过度倚重,可能削弱个人隐私,扩大政府监控能力,并在没有充分问责机制下造成长期的社会影响。
面向旅客的实际建议包括在出行前了解机场或航线是否部署生物识别出境(可查询CBP和承运航空公司的公告)、保持护照等证件随身准备并配合必要检查、如对被拍照过程有疑问可询问执法人员关于数据用途与保存期限的书面说明。此外,若怀疑个人数据被不当使用或泄露,可向美国国土安全部隐私办公室或联邦贸易委员会等监督机构提交投诉或查询。 对政策制定者与监管机构的建议应聚焦于几项核心改进:增强透明度并在项目推广前进行影响评估,公开算法性能测试结果与独立审计报告;缩短非必要的数据保留期限并明确数据访问权限,禁止将边境生物识别数据随意用于与边境管理无关的目的;设立独立监督机构,接受国会与公众的常态化问询;推动算法公平性研究并要求供应商提供去偏训练数据与可解释性报告;在部署现场提高告知义务,确保旅客在合理范围内知悉其权利与处理流程。 法律救济渠道的完善也很重要。受影响的个人应有权了解是否被系统拍摄或列名,以及有权要求纠错和删除错误记录。立法者可以考虑出台更明确的隐私保护法规,规定生物识别数据的采集、使用、保存与销毁标准,并将重大扩展措施置于更严格的审查程序之下。
长期来看,技术的存在不是问题的全部,而是在制度安排与社会信任之间建立平衡的挑战。生物识别出境若能在透明、限权、可审计与可问责的框架下运行,确实能够为边境管理提供效率和安全上的增益;但若忽视基本权利保障与独立监督,其风险将蔓延至更广泛的隐私与自由领域。 公众对生物识别技术的态度也在变化:有旅客愿意为更便捷的出行体验和更高的安全性让步,但也有不少人不能接受在缺乏充分告知或法律保障下被长期记录。一项健康的公共政策应当聆听多方意见,在科学证据、法律原则与社会价值之间寻求合理折中。 结语:美国在出境环节使用面部识别的扩张并非单纯技术升级,而是制度选择的体现。面对越来越多的部署点与更长的数据保存承诺,公众、立法者与执法机构必须在信息透明、独立监督与权利救济上达成更明确的共识,才能既发挥技术带来的管理效益,又保护个体的基本权利与社会的信任基础。
对于旅客而言,了解自身权利、关注官方通告并在必要时寻求法律或监督机构的帮助,是在高速变化的数字边境治理中维护个人权益的现实策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