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作为滥用公共权力以谋取私人利益的行为,一直是全球社会难以根除的顽疾。尽管各国纷纷制定了完善的法律法规,意图遏制腐败,但现实情况却显示出,法律本身并不足以彻底消除腐败现象。腐败的深层原因常常超越刑法的范畴,根植于被称为社会规范的无形规则中,这些规范塑造了人们在特定社会环境下的行为预期,促使许多人即使心存抵触,仍选择了腐败路径。政治学家伊娜·库贝(Ina Kubbe)指出,理解并改变这些深层社会规范,是打击腐败的关键所在。社会规范是指那些未经书面明确规定,却在人际交往中广泛认同和遵守的行为准则。与法律不同的是,它们并非由官方制定和执行,而是通过家庭、朋友、同事和社区成员的相互影响得以强化。
在许多国家,腐败行为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性的社会规范。例如在部分非洲和中东地区,向医生行贿以获得优先医疗服务,或支付"额外费用"以加快行政审批,已被视为正常且必要的行为。这样的现象并非因法律缺失,而是由于人们普遍的社会期待和压力,使得这种行为变得难以抗拒。社会规范的强大之处在于,它们关系到个人的身份认同和社会归属感。违反这些规范可能导致被视为不尊重群体、不忠诚甚至被排斥出社会圈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往往面临着道德困境:坚持诚实守法,或遵守社会规范帮助亲朋好友,应对现实中的社会资源分配不平衡和官僚体制的僵化。
这种两难境地使得腐败行为显得不仅仅是自利行为,而是社会责任的一部分。以坦桑尼亚为例,家庭成员集资支持一名学生攻读医学专业,期待其毕业后用职业收入反哺家庭。因正式薪资无法满足家庭需求,接受贿赂成为其履行社会义务的途径。此情境显示,腐败行为同时蒙上了亲情和生存的色彩。正因为腐败扎根于社会规范,单纯依靠立法和执法往往难以奏效。在诸如尼日利亚和俄罗斯这样法律体系完备但执行缺失的国家,腐败问题仍然严峻。
执法不力使得法律成为一纸空文,腐败行为被社会默许甚至正当化。更甚者,举报腐败可能被视为背叛所属团体,从而带来威胁和排斥,导致人们选择沉默。在一些保守社会,尤其是在曾经经历过极权统治或社会监控的地方,人们对国家机关充满恐惧与不信任,进一步阻碍了反腐行动的展开。值得关注的是,过度强调腐败的普遍性也会造成消极影响。公开宣称"人人都行贿"形同宣布腐败不可避免,容易使公众产生无力反抗的心理,削弱了对反腐改革的支持和参与。研究显示,当人们被告知实际上大多数人反对腐败时,他们更有可能拒绝行贿并支持清廉社会的建设。
因此,反腐信息的传达需要谨慎,避免无意间强化了腐败的合法性。有效的反腐策略必须聚焦于转变社会规范,改变人们对"正常行为"的认知。这不仅依赖于宣传和教育,更需要创建能够奖励诚实守法行为的制度环境。社区中具有威望的成员作为楷模,通过榜样力量引导大众,是推动规范改变的重要力量。尼日利亚的社区剧场演出便展现了这一点,通过讲述尊重规则、抵制腐败的故事,提高了人们举报不法行为的意愿。然而,单靠社区层面的努力难以稳固成效,制度上的支持必不可少。
新加坡和卢旺达是改变社会规范以遏制腐败的典范。这两个国家不仅严厉惩处腐败行为,还通过提高公务员待遇、推行基于能力的招聘体系,塑造了干净、高效的政府形象。将反腐败融入国家身份认同,使无贿赂成为社会地位和尊重的象征,制度与文化双重作用促成了规范的持久转变。女性在腐败生态中的经历尤为值得关注。性别不平等加剧了女性获取公共资源的难度,促使她们不得不通过依赖社会网络和非正式支付确保权益。这反映出腐败问题背后的性别结构,针对女性的政策和文化变革同样是构建公平社会不可或缺的一环。
从国际视角看,腐败治理需要综合考虑历史、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多重因素。民主历史悠久的国家,公民对参与政治和维护法治有较高信心,从而更有力量推动和维护反腐改革。相反,民主不稳或新兴民主国家面临更多挑战,需要耐心和时间建设公民社会和法治体系。总的来说,腐败的复杂性不仅体现在法律执行的难度上,更深刻地嵌入了社会规范中。有效的反腐不仅是打击违法行为,更是对社会文化的深刻变革。只有将制度建设与社会规范重塑相结合,才能逐步减弱腐败根基,推动建立公平、透明且高效的公共治理体系。
公民社会、政府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通过教育、文化引导、制度设计和法律执行的多维度协作,实现对腐败的有效遏制。如此,法律与社会规范才能协同发力,共同捍卫公共利益,促使正义与诚信成为社会新常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