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埃及文明作为世界历史上最悠久且影响深远的文明之一，其起源和人口结构长期以来一直是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然而，受限于古埃及遗骸中DNA保存条件的极端挑战，古代基因组数据尤为稀缺，直接影响了对埃及古代人口基因流动与演变的深入理解。近期，科学家们成功对一位生活在距今约四千八百年前、属于旧王国时期的古埃及男性遗骸进行了全基因组测序，这项研究不仅填补了古埃及早期基因组数据的空白，更为理解尼罗河流域古代人群的遗传构成与文化交流开辟了新视角。该个体的遗骸采自埃及中部纳韦拉特（Nuwayrat）遗址，其独特的陶器葬坑埋葬方式可能有效保护了DNA的完整性。通过辐射碳测定，确认该个体生存年代介于公元前2855年至公元前2570年间，正处于埃及政治统一后的早王朝与旧王国时期交替阶段。基因组分析表明，这名古埃及人的遗传构成都以北非新石器时代人群为主，约占七成七，其中约20%的基因组则源自东部肥沃新月地区，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及其周边区域。
此种遗传组成与当时安纳托利亚和黎凡特地区新石器及青铜时代人群的基因组成密切相关，展示了古埃及与近东地区在文化交流之外同样存在人类迁徙和基因流动。此前人们大多认为古埃及人口具有高度地方连续性，外来基因输入有限，但该古基因组数据为跨地区人口交流提供了直接遗传证据。多组学研究与牙齿、颅骨形态学分析也支持此观点，表明该古埃及人与北非及近东人群存在生物学亲缘关系。通过稳态同位素分析，研究人员确认该男子的儿童时期饮食与生活环境为典型的尼罗河谷气候，主食包括谷物和畜禽肉类，饮食结构与历史时期埃及居民一致。考古学背景及丧葬形式进一步显示其可能属于当地社会中较高地位的阶层。全基因组数据合并现代及古代人群比较后，发现其遗传特征最接近现代北非及中东地区居民。
利用先进的统计模型如qpAdm进行祖先构成解析，研究者发现其基因组主要由相当比例的北非新石器人和带有美索不达米亚新石器特征的人群混合构成。该发现揭示了数千年来连接尼罗河谷与近东地区的人群动态复杂性。研究同时排除了该个体基因组中存在来自中部、东部及南部非洲东非人群如埃塞俄比亚古基因体的显著成分，表明早期埃及人口与东非大湖区人群的基因往来可能非常有限。相较而言，现代埃及人群的基因组成则显示出更多来自非洲大陆深处的基因流入，表明在过去的数千年中人口迁移与融合进一步丰富了埃及基因多样性。值得注意的是，旧王国时期的这名个体基因组为后续安纳托利亚和黎凡特青铜时代人群的遗传成分提供线索，体现出古埃及社会在古代近东文化圈内的活跃参与和交流。此外，与目前古埃及新王国至第三中间时期部分个体测序数据相比，该早期个体的基因流动事件时间较早，且基因背景明显更趋于本地及北非新石器个体。
这表明埃及古代社会的复杂性不仅仅体现为文化交流，也反映了多阶段的人群迁移和融合。最高覆盖度接近2倍的基因组序列所提供的信息，是首例在考古学意义上真正代表埃及旧王国时期的基因组，为埃及古代人口学研究开辟了新的可能。遗传学研究与考古学、物理人类学、地球化学等多学科结合，揭示了多样且动态的人口交流网络，深化了对于该地区文化变迁与人口流动的认识。这种跨学科合作模式也为全球范围内类似文明起源与互动研究提供可借鉴的范例。微观层面，该研究对绘制早期埃及人类的表型特征如肤色、发色和眼色也做出初步探索，结果显示该男子可能拥有棕色眼睛、棕色头发以及深色或黑色皮肤，这与现代尼罗河谷居民大致相符，呈现遗传与环境适应的和谐统一。社会学意义方面，遗骸所呈现的骨质病理学特征表明其经历过长期体力劳动，或与陶艺等专业相关，这与其高贵的罐葬礼仪形成有趣的对比，反映出古埃及社会阶层内劳动与身份并非简单对等。
总体而言，这项突破性研究不仅实现了对公元前第三千纪埃及人全基因组的高质量测序，还基于基因组分析与综合考古生物学证据，明晰了埃及文明与北非及近东邻近文化之间的复杂人群联系，揭示出跨世纪的基因交流与迁徙过程。未来，随着更多古埃及不同地区与时期个体的基因组数据问世，将有望系统重建古埃及人口结构演变史，准确描绘其文明融合与变迁的历史画卷，也为人类历史研究提供宝贵的遗传证据和参考。古埃及这块人类文明摇篮，正逐渐通过基因组学的视角呈现更丰富、多彩的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