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权力与法律的关系始终是一个令人深思的话题。其中,有一句极具影响力又令人警醒的名言,出自斯大林时期苏联最残酷的秘密警察首脑拉夫连季·贝利亚:"找到人,我就能找到罪。"这句话不仅反映了当时极权主义治下司法制度的黑暗,更在现代社会引起了关于司法公正与权力滥用的激烈讨论。贝利亚作为苏联执政期间权力的象征,其残酷手段和对"有罪"定性的随意性,成为历史对专制统治的警示。理解这句话的历史背景及其现代意义,有助于我们深入思考司法体系应坚持的原则以及如何避免权力的滥用。 拉夫连季·贝利亚在斯大林时代担任副总理和苏联国家安全部门负责人,是苏联大清洗和劳改营扩张的主要执行者之一。
他那句"找到人,我就能找到罪"的名言,生动地揭示了在极权政治体制下,司法不再是追求事实真相和维护公正的工具,而成为权力压制异见和铲除敌人的利器。在贝利亚的世界里,嫌疑人的身份是先验的,而罪名则是事后编造的。证据可以被任意伪造,审判往往流于形式,司法不过是权力意志的附庸。 反观现代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法律体系以宪法为根本,强调"无罪推定"原则。这一原则源自美国宪法第五、六及第十四修正案,明确保护被告在未被正式证明有罪之前享有应有的尊重和权利。正如美国最高法院在1895年的Coffin诉美国一案中所声明的,法律体系必须确保公正的程序,避免无辜者被错误定罪。
法律调查应始于事实,即首先确认是否发生了犯罪行为,然后进行调查和搜集证据,最后公正裁决。 有趣的是,近年来美国政治舞台上的某些司法程序,被部分观点批判为颠覆了这一传统原则。例如,针对特朗普竞选团队与俄罗斯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进行调查的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的调查,就被某些评论者类比为遵循了"贝利亚模式",即先找到目标人物,再寻找相关罪名的论断。这种质疑不仅涉及调查的公平性和客观性,也引发了关于政治化司法的激烈争论。 正义法学界权威人物如劳伦斯·德肖维茨教授公开表达了对这类调查的批评,他指出"共谋"在政治竞选中并非刑事犯罪,且目前并无确凿证据显示特朗普团队犯有具体刑事行为。此外,德肖维茨还强调,作为在职总统,其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力,包括解雇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的行为,不应当被视为阻碍司法。
他人如前美国助理联邦检察官安德鲁·麦卡锡及历史学家维克多·戴维斯·汉森亦对调查提出了类似批评,认为调查进展中存在程序不当和政治偏见的风险。尤其是调查过程中诸如深夜突袭、无预通知搜查、对律师办公场所的侵扰以及斯飞·弗林案中存在争议的证言,都加剧了公众对司法独立性和公正性的担忧。 这些现象也提醒我们,司法不仅是法律文本的执行,更是一种制度的体现,必须时刻警惕权力对司法的干预。历史上的贝利亚模式,虽然显得极端,但从根本上提醒现代社会,若司法失去客观、公正和程序正义的保障,任何权力都可能将法律变为打击异己的工具。 美国司法体制一直以权力制衡和法律至上为基石,设有多重监督机制和制约手段以防止专断。然而,现实中,权力与政治的互动复杂,司法调查难免牵涉政治因素,这就更加需要透明、公开和民主监督的保障。
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司法作为社会正义的守护者,而非权力意志的附庸。 从历史教训来看,真正的司法公正应建立在事实和法律基础之上,不以人的身份或政治立场为先决条件。每个人都应在法律面前被平等对待,享有完整的辩护权和推定无罪的权利。社会对司法的信任,源自司法机构的独立性和公平性。面对当代复杂纷繁的政治与社会问题,维护这一基础尤显重要。 综上所述,"找到人,我就能找到罪"不仅是贝利亚时代极权统治的冷酷写照,也成为当代法律与政治关系中不可忽视的反思点。
它告诉我们司法公正决不可被权力滥用所玷污,唯有坚持无罪推定、程序正义和法律精神,才能真正实现法治社会的目标。历史的教训和现实的挑战并存,唯有保持警醒与监督,自由、公正与正义才能在社会中长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