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耳集团自2018年以约630亿美元收购美国农业化学巨头孟山都（Monsanto）以来，关于其旗舰除草剂产品“Roundup”的诉讼案件不断积累，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Roundup中主要活性成分草甘膦被部分诉讼原告指控导致非霍奇金淋巴瘤等癌症，相关赔偿判决累计已经超过40亿美元，其中仅2024年1月便有一起单案赔偿高达22.5亿美元的巨额判决。面对层出不穷的败诉，拜耳并未选择大规模和解解决，而是押注美国复杂的上诉法院体系，试图通过法律手段大幅削减或否定责任赔偿。 近年来，Roundup诉讼在美国各州法院持续展开，已累积约5万宗待审案件，预计今年仍有十余起审判将陆续开庭。原告多为使用Roundup农药后被诊断癌症的个人，包括家用、职业使用者。拜耳则坚决否认产品存在致癌风险，坚持以科学研究和监管机构评估为依据，强调产品安全性。
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癌症研究机构2015年曾将草甘膦列为“可能致癌”物质，但美国和欧洲多数卫生监管机构则维持草甘膦安全的立场。此种科学与司法的复杂交织为诉讼增添不确定性。 拜耳的法律策略呈现出典型的“重诉讼、轻和解”倾向。尽管2020年曾作出高达109亿美元的全球和解提议，试图解决绝大多数当时悬而未决案件，但2021年美国法院撤销了旨在预防未来诉讼的20亿美元和解计划，使得案件余波重来。更何况，因Roundup依然在农业和专业市场出售，未来仍可能出现新的诉讼请求，风险未见消除。拜耳甚至逐步退出家用除草剂市场，以减少未来责任，但专业销售活动尚未停摆。
拜耳在法庭上的主攻方向主要集中于上诉程序，企图借助美国最高法院及其他联邦和州上诉法院推翻或大幅减少低级法院的赔偿判决。分析人士指出，拜耳依赖美国法律中的“处罚性赔偿限制原则”，即最高法院曾明确处罚性赔偿金额通常不得超过正常赔偿的九倍，因此部分地区的巨额赔偿有被大幅缩减的可能。例如，拜耳曾成功将先前三个案子合计14亿美元的判决削减至1.32亿美元，有效降低了约95%的赔偿金额。 然而，拜耳挑战并不止于金额限制。其更为核心的法律辩点之一是基于联邦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和环境保护署（EPA）对Roundup产品标签的审批，这种“联邦标签法规许可证”理论认为，既然产品标签经联邦监管机构批准，州级诉讼不应该因“警示不足”而成立。该论点若能被美国最高法院接受，几乎能从根本上消除拜耳的警告责任，成为其扭转战局的关键。
如今，这一议题正处于若干上诉案件的焦点之中，拜耳对于潜在获得终极司法裁决抱有高度期待。 此外，拜耳对原告证人科学证据的质疑是其上诉路线的另一重点。公司在多个案件中指控陪审团允许的专家证据存在科学误导，有意放大或扭曲草甘膦与癌症之间的关联。目前，鉴定科学证据资格的争议也成为法庭判决的重要变数。拜耳希望通过严格的科学证据审查，弱化原告的因果关系论据，从而逆转部分判决结果。 投资圈对拜耳的诉讼风险高度关注，股价自收购孟山都以来已累计下跌超过七成，显示市场对持续法律成本和负面声誉的担忧。
部分股东甚至呼吁拜耳调整战略，考虑重启大规模和解谈判或拆分农业业务，以缓解财务与法律压力。但拜耳方面坚称将坚持其科学立场和诉讼策略，认为司法程序需时间沉淀，最终有望胜诉。 专家分析拜耳的处境为“赌上企业生存”，法律战役漫长且多变，预计未来数年诉讼频发，上诉结果也不确定。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诉讼持续带来的高额判决赔偿及法律费用造成显著财务压力。除财务损失外，诉讼拖延也可能影响拜耳研发投入和全球市场扩展步伐。 综观全局，拜耳的Roundup诉讼故事映射出跨国大企业面对产品安全争议时法律、科学与商业的多重博弈。
诉讼背后揭示了现代社会中公众健康诉求与监管科学评估之间的张力，也对全球农药行业的未来合规要求有深远启示。不论结果如何，拜耳围绕Roundup的法律持久战势必成为典型案例，在全球范围内引发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监管审查机制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持续讨论。 对于关注农业化学品安全与企业法律风险的读者而言，了解拜耳的策略与案件发展不仅有助于把握行业风险动态，也提供了现代司法制度如何调节新兴风险的宝贵视角。未来，随着新科学证据的出现和法律判例的累积，Roundup诉讼格局或将迎来新的变革节点。拜耳的下一步行动及美国法院的终极判决，将对相关行业规范、产品安全标准制定及企业风险管理产生深远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