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美国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技术监控国家，依靠人工智能、大数据、生物识别等多种高科技手段，对数百万人的生活进行全面监视。随着唐纳德·特朗普重返白宫，以及科技巨头埃隆·马斯克的持续参与，政府与私营企业紧密合作，部署了前所未有的监控基础设施，尤其针对移民、外国学生及其他边缘化群体。这种监控方法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情报收集，更深入到社交媒体分析、电话通讯截取、地理位置追踪以及车辆行踪记录。更令人担忧的是，华盛顿首次公开承认并宣扬这一庞大的监控网络，而非像以往那样加以否认或掩盖。 技术监控并非特朗普政府的全新发明，而是多年积累、跨党派支持的产物，涉及执法机构、军事部门和边境管理的多项政策。根据巴林人权活动家埃斯拉·阿尔·沙菲的研究，庞大的预算与政府机构频繁授权，使得情报部门与私人供应商如Palantir、Anduril及GEO Group获得大量资源，用以构建并维护这一监控体系。
政府利用由这类公司提供的数字工具，精准追踪甚至迫害特定群体，尤其是那些没有司法授权的案例屡见不鲜。 监控手段的表层是社交媒体的无授权扫描，美国国土安全部今年四月公开确认使用名为Babel X的工具，对旅行者的社交账户进行数据收集，以加强监控力度。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也采用名为SocialNet的程序，综合分析来自200多个渠道的社交媒体数据，包括Facebook、Twitter/X、Instagram、LinkedIn以及多款约会应用。令人震惊的是，政府明文表示，对社交平台上被定义为“反犹太主义”或“反基督教”的内容，即便仅是为加沙屠杀抗议发声，也足以成为拒绝庇护或国籍申请的依据。这种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受到多个人权团体的强烈谴责，认为严重偏离了民主根基。 数据采集不止停留在网络空间。
为了支持自动化分析和侦查，政府大量购买来自数据经纪商如汤森路透、Lexis Nexis的详尽用户档案，这些档案覆盖了从个人基本信息、财务状况、消费习惯到情感和性历史的数万个数据点。此外，联邦政府通过特朗普推崇的“政府效率部”（DOGE）内部积累了海量敏感信息，包括税务和医疗记录。DOGE在马斯克的领导下，几个月内聚集了数亿公民的官方数据，一旦马斯克离开白宫，外界担忧其掌握的数据可能被带走。 Palantir获得与政府超过27亿美元的合同，正利用这些数据构建名为ImmigrationOS的移民驱逐平台。该平台旨在支持对目标群体的全面分析，并为ICE提供个体监控的工具。通过大规模数据处理，政府得以增强对移民及其他“可疑”人员的追踪和管理能力。
监控设备层面同样极为广泛。无人机配备人脸识别、收集生物特征数据，街头安装车牌识别系统，高分辨率摄像头和传感器遍布边境与城市。同时，预测性警务及位置追踪技术，已成为持续监控网络的重要支撑。今年国土安全部采购了Cellebrite、Paragon Solutions、Venntel和NSO集团（著名间谍软件Pegasus开发者）等手机监控软件授权，能够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访问手机设备数据，甚至追踪女性跨州前往堕胎诊所的行踪。 根据Just Futures Law分析，美国政府自2020年以来已投资超78亿美元用于移民技术建设，合作研发超过260家企业参与，人工智能技术的部署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尽管科技监控并非特朗普首创，但他大幅推进了应用力度和范围，令大科技公司得以在缺乏有效监督的状态下展开数据挖掘。
谷歌前人工智能伦理团队联合主任蒂姆尼特·格布鲁指出，算法模型本身存在严重偏见，贻害少数民族，且美国两党均未对该问题给予足够关注和限制。 大规模监控的受害者主要集中于移民、难民、学生以及社会边缘和低收入群体。人权组织持续发出警告，称美国边境的监控态势正导致人权的大面积“蒸发”。数字权利机构Access Now研究员迈克尔·德多拉表示，当前政府将国家安全置于人权与隐私之上，甚至曾讨论暂停基本的宪法权利如人身保护令。 欧洲方面，也出现与美国相似的技术监控趋势。欧盟边境机构Frontex和欧洲刑警组织Europol正投入大量资源发展生物识别数据库、面部识别以及基于AI的监控系统，这些技术与美国产生的隐忧高度重合。
目前，无论政治立场如何，限制针对外国人的技术监控愈发困难，且种种迹象表明，一旦这一庞大的监控机器投入运行，任何人均可能成为监控对象。技术监控的泛化与国家安全借口使得其超出最初预设，威胁整个社会的隐私保护和民主价值。未来，围绕隐私权、科技伦理与国家安全的辩论将变得更加紧迫，而公众、立法者和科技界必须共同面对这些挑战，寻求保障个人自由与安全之间的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