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弗雷德里克·巴斯夏作为奥地利经济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们对民主制度的政治经济学提出了深刻的批判和反思。两者的观点在本质上对于民主的功能与公共舆论的可信度有着相似但又矛盾的见解,尤其是在公共选择理论的框架下展现得尤为鲜明。理解米塞斯和巴斯夏的观点,有助于我们洞察现代民主政治中集体决策的内在矛盾与限制。 米塞斯对民主的看法建立在对选民行为的理性分析之上。他将政治家的行为比作企业家对消费者需求的回应,将选民视作市场中的"消费者",他们的偏好决定了政治家的政策选择。根据这种"中位选民模型",政治家为了赢得选票,就必须迎合大众意见。
然而米塞斯却提出尖锐质疑:如果民主制度是如此有效的配合公共舆论与公共政策,为什么20世纪政治经济的发展却充斥着灾难性的政策失败和经济困境?答案在于公共舆论的非理性和系统性错误。米塞斯认为,民主所保证的政策完全反映了多数人的意愿,但多数人往往持有错误的经济和社会观点,盲目地推行不切实际甚至有害的政策。他曾指出,公众尤其在经济学知识方面存在严重缺陷,常常被"被自诩为知识分子"的半文化群体误导,这导致了政策制定的大灾难。这一立场显然与传统公共选择理论提出的观点大相径庭。公共选择理论通常主张,民主的问题在于政治家为了迎合选民,采取短期利益驱动的行为,但选民本身的偏好是合理且值得尊重的。换言之,问题不在选民"错",而在政治家"忽视"了选民的合理诉求。
然而米塞斯及其追随者如巴斯夏则把问题归因于选民本身,他们认为选民的信念常常建立在谬误之上,政策失败恰恰是因为这些错误观念得到了政治层面的认可和执行。 米塞斯和巴斯夏进一步强调,消费者市场和政治市场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区别。产品的好坏在市场上经过消费行为得以检验,良好的商品能够被市场选择,糟糕的商品则会消亡。但政治市场则缺少类似的自我纠正机制。选民对政策的选择不会像消费者对商品那样直接地反映政策的优劣,而是受限于他们对政策经济学原理的理解和文化认知。错误的政策得以实施,并因为缺少即时反馈而得以延续。
除了选民的理性问题,米塞斯也对启蒙时代自由主义者给予了批判。他指出,启蒙自由主义者过于相信理性的力量,假定人类有能力自觉采纳合理的观念,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但20世纪的历史表明,即使是明显的错误理念也能够极其广泛地流行并统治公共舆论,从而造成社会的瓦解和协作关系的破裂。正如米塞斯所言,启蒙自由主义者未能预见公众舆论可能偏离理性而陷入迷信和反动思想的风险。 现代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进一步验证了米塞斯的许多观点。1995年至2005年间的实证研究表明,选民在经济学认知上的系统性偏差是政策失败的重要根源之一。
例如,反外来偏见和制造就业的偏见长期在公众中保持着顽固的生命力,尽管经济学家们普遍一致认为这些偏见缺乏逻辑并且对经济不利。由此也解释了为何经济学教授即使在课堂上反复纠正这些错误,也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学生的固有观念。这背后的原因在于,谬误在大众文化中有其传播的渠道和生命力,而理性纠正往往面临更大阻碍。 米塞斯对政治经济的见解之所以影响深远,部分原因在于他坚持根据现实和观察来分析选民行为,而非只依赖抽象的数学模型。他强调"公众是否具有系统性经济偏见"应当通过经验数据来验证,而不仅仅是理论推演。正因如此,米塞斯的分析在当前全球政治局势下显得尤为重要。
如今,经济知识的普及仍然受限,选民受错误经济观念左右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政治家在迎合这些偏见时,往往实行扭曲甚至破坏性的经济政策,最终损害了公共福利。 然而,米塞斯的政治经济学也存在不足,尤其体现在对专业知识分子和思想传播的理解上。他强调知识分子对公共经济观念的影响力,但现实表明,谬误的流行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导致的,而是有更为复杂的社会心理和文化机制支持。这个"知识不对称"的问题也是现代理论亟需解决的难题。 尽管米塞斯和巴斯夏的观点揭示了民主制度面临的许多挑战,但他们仍呼吁重视经济知识普及和理性思维的培养。
只有在选民具备基本经济学理解的基础上,民主才能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理想。否则,民主很可能陷入多数人"被误导后的统治",导致政策失灵和社会福利的下降。 综上所述,米塞斯与巴斯夏从经济学和政治学视角出发,对民主制度中的公共舆论问题提供了深刻反思。他们质疑了民主能够自动产生理性公共选择的假设,提醒我们警惕选民系统性偏差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公共选择理论虽然强调政治家对选民偏好的响应,但在面对选民认知错误时显得力不从心。理解和借鉴米塞斯-巴斯夏的思想,有助于我们在现代民主制度改革中艰难寻求平衡,推动政治透明度与经济教育的提升,为建设更为理性和高效的公共决策体系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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