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快节奏、高压力的生活环境中,闲暇似乎成了奢侈品,而工作则被视为美德的象征。反观上个世纪30年代,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在其著作《闲逸颂》中深刻反省了劳动的社会价值及闲逸的意义,提出了挑战传统劳动观念的激进主张。时隔近一个世纪,他的思想依旧值得我们认真回味和借鉴。 伯特兰·罗素出生于一个贵族家庭,自幼接受严格而传统的教育,习惯于努力工作。然而,他在《闲逸颂》中坦言,自己原本深信"懒惰之手会引发恶行"的传统谚语,却逐渐改变了对工作的看法。他认为,社会对劳动的盲目推崇不仅无益,反而带来了种种负面影响。
他主张减少劳动时间,提倡有组织的闲逸,让更多人享有生活的乐趣与自由。 罗素针对常见的反对意见进行了有力的辩驳。一些人认为,个人减少工作将会"抢夺"他人的就业机会,然而罗素指出,人的收入通常会被用来消费,这本身就创造了就业岗位。相反,那些舍不得消费、只知道储蓄的人,反而限制了经济流通和就业。他还指出,将资金投资于战备和战争,将劳动者的付出转向了充满破坏性的渠道,真正伤害了社会和个人。此外,他批判了许多工业投资失败造成的资源浪费,强调随意投资可能无益甚至有害经济与社会繁荣。
对劳动和工作的界定,罗素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直接移动物质的体力劳动;第二类是指挥和管理他人进行体力劳动的脑力工作。前者往往被视为辛苦且薪水低廉,而后者则令人享有较多尊重和高薪酬。罗素锐利地揭露了这种差异背后的社会不公,尤其强调土地所有者借助产权收取租金而实现闲逸,是建立在广大劳动阶层辛勤工作的基础之上的。他指出,从文明之初到工业革命,劳动者即使辛勤劳作,也仅能养活自己和家庭,多余产出被祭司、武士等阶层掠夺,造成阶层对立和劳动者的压迫。 现代技术的进步则为社会分配闲暇带来了可能。罗素提到,科学的发展已经大幅降低了劳动力供给的需求,理论上每个人只需少量工作,即可维持生活所需。
然而现实却截然不同,他提及战争时期大量工人撤离生产岗位参与军务,但社会整体生活水平并未下降,反而有所提升。这一事实说明现代社会完全有能力减少劳动时间,提供更多闲暇,只因道德观念长期偏重于劳动的"美德",导致过度劳动和失业并存的困境。 罗素用制造别针的例子形象说明了技术进步下劳动时间无法合理减少的荒谬性。当生产效率翻倍,但市场需求有限时,工人却仍需长时间工作,导致供大于求和失业增加。而合理缩短劳动时间,将劳动机会公平分配,人人可享闲暇,才是社会的理性选择。他批判了上层阶级对穷人享受闲暇的排斥,认为这种心态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偏见。
从伦理角度看,罗素承认人们应以生产一定社会价值作为消费的前提,工作是必要的,但劳动不应超出必要限度。他质疑过度劳动是否真的提升了个人的尊严,批判了劳动道德中奴隶式的观念,即劳动本身即为美德的传统教义。在现代条件下,劳动的意义更多应是手段,而非目的。罗素期待一个人人都能享有闲暇、自由支配时间的社会。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教育需要改革,培养人们享受闲暇、积累文化素养和精神生活的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罗素还对当时苏联社会的劳动观念进行了评论。
他认为苏联在革命之后强调劳动的神圣,推崇手工劳动的价值,短期内适合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但长期来看,若把劳动奉为唯一美德,很可能导致忽视个人幸福和社会闲暇的理想,反而阻碍文明进步。 罗素的思想挑战了工业时代根深蒂固的工作至上主义,预示了一种以闲逸和享受生活为核心的社会理想。现代社会的科技进步和生产力极大提升,使得他的部分看法更具现实可能性。事实上,许多发达国家已在逐步推动减少工时,提倡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强调精神生活和个人发展。而面对人工智能和自动化带来的劳动结构变革,合理分配闲暇与工作资源显得尤为重要。 总结罗素的《闲逸颂》,其核心主张是为了人类幸福与社会和谐,应当废除奴隶般的劳动道德,通过科学组织生产,合理缩短劳动时间,让闲逸成为每个人的权利而非少数人的特权。
闲暇不仅是休息的时间,更是文化艺术、科学研究和个人精神成长的土壤。社会应鼓励人们智慧地利用闲暇,实现身心的自由和完善。 纵观当今,对于"工作即美德"的传统观念仍有广泛影响,导致普遍的过劳现象和劳资矛盾。罗素的观点启示我们重新审视劳动与闲暇的关系,推动社会政策与文化变革,如推行弹性工时、增加带薪休假、促进全民终身教育等措施,让科技发展成果惠及大众,构建人人享有闲逸、幸福与创造力并存的理想社会。闲逸不仅是生活的调味剂,更是推动文明进步的源泉,重拾"闲逸颂"的精神,对于现代社会意义重大且迫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