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气候变化日益严峻的背景下，美国作为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其气候政策的方向备受国际关注。然而，近年来联邦政府在气候行动上的明显倒退，尤其是在特朗普政府期间，对美国的气候承诺和治理产生了深远影响。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协定，取消国际气候融资，削弱环境保护署（EPA）的排放监管权威，这些举措引发了外界对美国在全球气候治理角色的担忧。在联邦政策出现退步的情况下，美国的州和城市能否扮演关键角色，弥补联邦层面的不足，继续推动国家的气候目标？这是一个亟需探讨的问题。拜登政府制定的最新减排目标，即到2035年实现61%至66%的温室气体减排，本质上就是建立在州和地方政府承担更多减排责任的基础上。多达24个州组成的美国气候联盟承诺将持续落实各项气候政策，力图在联邦支持不足时发挥积极作用。
研究显示，如果州和城市强化现有政策，合力能够实现54%至62%的减排，很大程度上可以缩小联邦行动的缺口。然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地方政府与社会各界增强气候意识，并且落实具有实效性的气候措施。美国的气候治理呈现出明显的多层次复合结构，地方政府在推动绿色能源、清洁交通及建筑节能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加利福尼亚州长期以来一直以其领先的气候政策著称，例如延长碳排放交易体系，设定严苛的可再生能源配额标准（RPS），引领全国绿色转型。同时，像德克萨斯和爱荷华这样传统能源大州也积极投资清洁能源，过去六年内德州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高达1440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各州政治立场不同，经济动因促使共和党主导的部分州也在默默发展风能和太阳能产业，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平衡。
在交通领域，许多城市推广电动公交车，并建设电动车充电网络，以减少交通运输部门的碳排放。在建筑领域，推动零排放设备标准和绿色建筑政策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举措。这些行动不仅促进了能源结构优化，也为居民和企业带来了空气质量改善和健康效益。面对联邦政府对环保法规的削弱，尤其是环境保护署对2009年温室气体危害认定的挑战，部分州政府通过法律诉讼和地方立法积极填补监管空白。比如，区域温室气体倡议（RGGI）涵盖了11个州，通过对电力部门实行排放上限和交易机制，有效推动了碳减排。此外，纽约、马萨诸塞和华盛顿州提出了针对快速时尚产业环境影响的立法试图减少纺织品废弃和污染。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联邦政府冻结了《降低通胀法案》（IRA）的部分资金支付，但在该法案激励下，清洁能源领域的就业机会和投资依然保持快速增长，超过一半的项目分布在共和党控制的州。这种经济利益驱动使得部分共和党议员对清洁能源补贴保持支持，形成复杂的政治生态。企业界同样不容忽视。大型企业如通用汽车和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公司（Archer Daniels Midland）明确表态将坚持气候承诺，寻求在气候风险管理中实现商业价值最大化。金融机构和投资者也将环境风险纳入投资决策，推动ESG（环境、社会及治理）标准的实施，即便在政治风向不利的情况下，商业逻辑依然促使他们保持绿色转型步伐。科技进步被视为推动长期减排的关键动力。
包括通过卫星探测 methane（甲烷）泄漏的新技术，增加监管透明度和降低成本，鼓励油气行业减少排放。气候政策的价格信号，诸如碳定价机制，虽然在联邦层面不够强力，但地方和区域层面正尝试推动类似措施，驱动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尽管挑战重重，州与城市的主动作为已成为美国气候行动不可或缺的一环。地方政府通过推动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制定严格法规、引导社会公众参与，正在消弭联邦政策真空带来的负面影响。未来，美国气候治理的成效，将不仅仅取决于华盛顿的决策，更有赖于地方政府、企业界和民间社会的协同努力。 然而，法律风险、政策不确定性以及政治环境的不断变化，也给地方气候行动带来诸多难题。
州际之间政策差异较大，部分地区缺乏足够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使得整体效应受限。此外，联邦层面对环保署权威的削弱，可能导致气候相关诉讼数量增加，各地政府需要在法律框架内积极应对。总而言之，在联邦政府气候行动萎缩的大背景下，美国各州和城市正扮演着关键的缓冲和引领角色。尽管存在挑战，地方层面的努力仍有望助力实现国家宏观减排目标，推动美国向低碳经济转型。未来的气候治理需要更多跨部门、跨区域合作，技术创新与政策结合，以及社会多元主体的参与，才能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严峻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