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美国频发的枪击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许多公众和媒体往往将枪手与心理健康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精神疾病是暴力袭击的直接驱因。然而,众多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及枪支暴力研究专家强调,心理健康问题虽出现在部分枪击事件施暴者的背景中,但并非造成暴力行为的根本原因。挂一漏万的心理疾病标签有时反而成为掩盖复杂社会问题的替罪羊,阻碍解决问题的真正路径。 多起震惊全国的枪击案件中,施暴者确实表现出精神健康方面的困扰,例如抑郁症、焦虑症甚至精神分裂症等,但专家普遍认为,精神疾病本身并不具备直接导致暴力攻击他人的因果关系。正如范德堡大学医学与社会系主任乔纳森·梅策尔博士指出,心理疾病的症状不包括针对他人的暴力行为。大多数有心理疾病的人群既不具备暴力倾向,也不会对他人构成威胁。
心理疾病患者更可能成为暴力行为的受害者,而非施暴者。 心理健康问题对自杀行为的影响不可忽视。事实上,精神疾病是自杀的强因子,许多涉及枪支的自杀事件其根源归结于心理健康的问题。但要将所有的枪支暴力或大规模枪击事件归咎于心理疾病,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甚至误导性的解读。心理健康只是庞大问题中的一环,真正需要关注的是驱动暴力犯罪的多种复杂因素的交汇。 引发大规模枪击事件的主要原因往往多样且交织复杂。
专家普遍认同,除了心理健康,施暴者往往有家庭暴力史、物质滥用问题、社会隔离和仇恨心理等背景。此外,枪支易得性是暴力行为发生的助燃剂。在这些因素中,"便利获取枪支"被视为最直接的催化剂。美国枪支管控的松散政策使得拥有致命武器变得异常容易,这对任何潜在风险个体都构成巨大威胁。 法学和社会学领域的研究指出,不同国家针对枪支实施严格管控,枪支暴力和大规模枪击事件的发生率明显低于美国。例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经历几起惨痛的大规模枪击后,迅速推行严格的枪支法,使枪支拥有和使用受限,进而显著降低了枪击事件的发生率和伤亡人数。
这些国家的经验表明,合理的枪支政策是遏制暴力枪击的有效手段之一。 红旗法令(Extreme Protection Orders)即"预警禁枪令"在部分美国州份的施行,是近年来针对枪支暴力风险管理的一大创新。其基本理念是基于行为表现而非诊断心理疾病,对被怀疑存在伤害自己或他人风险的人员进行短期限制枪支持有。这种方法解决了传统只依据心理诊断做出限制的不精准问题,更具针对性和灵活性。研究证明,红旗法的实施能有效降低枪支自杀率和潜在的枪支暴力事件。 尽管有证据支持枪支管控的重要性,美国的政治和社会氛围使得相关立法困难重重。
在部分州,如德州,甚至出现反向的立法趋势,禁止或限制枪支管控措施的实施,增加了公共安全的复杂性。强大的枪支游说团体和部分选民对枪支拥有权的执着,使得政治解决方案步履维艰,国家层面缺乏统一有效的政策导向。 除了枪支管控,社会应加强对暴力行为多维度风险因素的识别和干预。例如,加强家庭暴力预防和干预措施,完善药物滥用治疗系统,促进心理健康服务的普及与去污名化等。学者和实践者呼吁,跨领域整合资源,通过社区支持、教育宣传、法律保障等手段共同构筑抵御暴力的社会防线。 社会大众对于大规模枪击事件的感受往往充满恐惧和困惑,而简单将其归因于施暴者的心理疾病,是认知上的误区。
理解枪击事件背后更为广泛的社会、文化和制度性因素,有助于推动更具成效的治理策略。正如杜克大学精神病学教授杰弗里·斯旺森所言,精神疾病问题和枪支暴力虽然部分交集,但应视为两个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彼此虽有关联,但不能混为一谈。 总体来看,预防枪击案的策略应当聚焦于多方面因素的综合管理,尤其是限制枪支易得性这一关键环节。仅依赖心理健康系统来预防暴力发生既不现实,也容易转嫁责任,忽视暴力防控的核心 - - 枪支控制。综合施策、数据驱动和立法保障,是未来遏制枪支暴力、保障社会安全的必经之路。社会各界要用科学理性的态度,抛弃成见和偏见,从根本上化解导致枪击暴力的结构性风险,创造更加安全的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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