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美国环境保护署（EPA）正式提出计划放宽对发电厂排放的控制标准。发电厂，尤其是以煤炭和天然气为燃料的设施，是美国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源，排放量仅次于交通运输业。EPA此次拟定的政策调整引发了环境保护组织与许多气候科学家的高度关注和批评，认为这将削弱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加剧全球变暖问题。政策发布的背景是，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最近悄然公布的数据表明，地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达到了有记录以来的新高，达到430.2ppm，显示全球碳排放问题的严峻形势。然而，EPA管理者李·泽尔丁在新闻发布会上却表示，美国发电部门的碳排放对全球空气污染贡献不大，强调将取消前任政府制定的严苛排放修正案，称其为“经济窒息政策”。他抨击奥巴马和拜登政府试图通过环保政策抑制经济发展，并宣称新规则将结束EPA对美国能源供应的“战争”，同时特别提到数据中心将成为未来电力需求的主要驱动力。
此次EPA拟调整的核心内容包括回撤去年由拜登政府推行的强制煤炭与天然气发电厂在2030年初减少90%排放量的规定，原规定依赖于碳捕获与储存技术等高新减排方式。EPA辩称，尽管美国发电行业的排放量仍占全美排放的四分之一，但占全球排放的比例较低，从2005年的5.5%降至2022年的3%，且国际上尤其是亚太等地区煤炭使用仍在上升，因此美国发电厂的排放对全球温室气体浓度的贡献有限。环保专家则反驳称，这种观点忽视该行业对美国气候目标的关键作用。据纽约大学分析，美国电力行业若被视为一个国家，其二氧化碳排放量将位列全球第六。他们担忧，EPA的这一大幅度政策调整将使美国难以实现减排承诺，甚至削弱对交通、工业等其他碳排放部门的监管力度。除了碳排放标准的放宽，EPA还计划修订汞与空气有毒物质标准（MATS），该标准自2011年起执行，并于2024年由拜登政府进一步强化。
MATS规定要求电厂控制汞和其他空气有害物质排放，尤其针对煤电厂这一最主要的汞排放源。环保人士指出，尽管排放已有显著减少，但放松这一标准可能导致大气中汞污染反弹，威胁公共健康，特别是对神经系统敏感的儿童和孕妇构成风险。自2010年代以来，随着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发展，煤炭产业持续衰退。总统特朗普在2025年发布的一系列行政命令中明确表示希望复兴煤炭行业，并将其与美国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挂钩。这种产业政策关联使得环境保护目标和能源经济政策间的冲突日益突出。EPA管理员泽尔丁与来自传统煤炭产区的立法者联手，批评此前的环境法规阻碍了化石能源产业的发展和经济增长。
他们将2024年强化版的MATS规则视为过度监管，希望恢复煤炭产业的竞争力。然而，专家指出，这种对环境标准的修订不仅是对科学和公共健康监管的削弱，也反映了更广泛的行政层面对气候科学的疏远和政策脱钩。EPA试图挑战2009年“危险物质认定”（Endangerment Finding）——这是该机构认定温室气体危害公共健康和福利的基石法律依据。这一文件是当年气候法规的重要法律基础，若被推翻，将使EPA难以继续对碳排放进行有效监管。尽管这一法律挑战面临高度法律障碍，但其提出反映了当前政策层面对气候行动的战略撤退。各界普遍预计，这些政策调整将在法律体系中遭遇严峻考验，环保组织和多州政府可能采取诉讼措施阻止执行。
多位专家警告，此举超越了前特朗普政府在放松气候法规方面的力度，代表了迄今为止对EPA监管角色最大的挑战。此次政策转向对于美国乃至全球气候治理具有深远影响。尤其是在全球大气二氧化碳浓度持续上升，气候极端事件频发的背景下，美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排放削减政策的收紧无疑向国际社会传递了复杂信号。长期来看，这不仅可能使温室气体排放增加，阻碍全球实现《巴黎协定》目标，也可能削弱公众对政府气候政策的信心。另一方面，能源行业的转型需求也日益迫切，随着数据中心、电动车及数字经济的快速扩展，对清洁、可持续能源的需求持续攀升。EPA放松排放治理的同时，美国应加快推进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创新，弥补能源供应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
政策制定者和社会各界正在面临如何平衡经济发展、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三者关系的重大考验。总结来看，EPA此次针对发电厂的排放控制放松计划标志着美国气候政策的重大转折。尽管其背后有经济发展和能源需求的现实考量，但忽视科学事实与环境风险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觑。未来几个月公众评论期结束后，新的规则若正式生效，将在法律、环境和社会层面掀起更多争议与辩论。面对日益严峻的气候危机，美国如何重新定义其环保策略，平衡经济与环保利益，将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