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伦敦警方查获的61,000枚比特币,如今价值已从当年储存时的数百万英镑上升到如今数十亿美元的规模。涉案人为中国国籍的钱志敏(Zhimin Qian)及其同伙,她在2014至2017年间通过大规模诈骗侵吞了超过12.8万名投资者的资金,然后将赃款转换为比特币带入英国。案件历经多年侦查与法律程序,终在近期取得重大进展:被告认罪并在英国被查扣的数字资产被确认属于犯罪所得。如今显而易见的难题是:当局应以资产被查获时的原始出资或以当前比特币的市值向受害人赔偿? 这一争议并非单纯的数学问题,而是牵涉法律原则、受害人权益、公共政策以及财政伦理的复杂抉择。按传统的资产追回框架,英国适用的犯罪收益法案(Proceeds of Crime Act)和相关司法实践通常将被查扣资产先行纳入国库或法院监督的专用资金池,再依法院命令用于受害者赔偿或其他用途。根据金融时报报道,部分英国财政官员在私下讨论,是否仅以受害者原始投资金额约6.4亿英镑为赔偿基数,而将多出的数十亿美元归入国库以缓解财政缺口。
反对者则担忧这样的做法会引发长期法律诉讼,侵蚀受害人信任,并产生不良先例。 从受害人角度看,许多在中国被骗的个人和家庭在数年间承担了巨额损失,期待司法能将涉案赃款尽可能全部返还或赔偿。若赔偿仅以原始金额为准,受害人显然无法从因比特币升值而形成的"额外收益"中获益。这在伦理上容易被视为对犯罪所得的"额外奖励"被国家占用,进而引发公众不满与国际舆论压力。对受害人而言,最大化可实际得到的补偿通常是最直观、最受期待的结果。 法律上,核心问题包括犯罪所得的计算基准如何界定、法院是否有权按现值或增值部分分配赔偿、以及若国库取得超额收益是否构成合法占有。
支持国库保留超额价值的一派可能引用既有法律框架,认为被没收资产属于国家管辖范围,且犯罪人在盗取资金后利用市场波动获取的增值并非受害人的直接权利部分;另一派则主张受害人对全部被没收财产享有追偿权,因为所有被没收资产源自同一犯罪事实,增值仅是资产在被犯罪使用后产生的财务后果,应纳入赔偿范围。 此外,比特币等加密资产的波动性增加了执行层面的复杂性。若法院决定将比特币按查获时或按当前价值进行折算,都会面临时间点选择的问题。资产若在拍卖或出售时价格波动,最终实际到账的金额可能与法院最初判断有较大出入。为避免损失,司法机关往往需要在查扣后迅速将加密资产转为法币,或将其托管于受监管的托管机构以固定价值并减少后续争议。然而,过快抛售也可能导致市场冲击或被质疑未尽到确保最大化回收价值的义务。
英国作为全球金融中心,其处理方式将可能成为国际先例。近年来各国已多次面临大型加密资产没收与受害人赔偿的冲突。例如,美国司法部与执法机构在多个案件中成功将大额加密资产没收并用于受害人赔偿或政府用途;加拿大与欧洲国家也在近年开展类似行动。英国若选择只按原始投资金额赔付,将可能改变国际执法与资产追回的惯例,甚至影响跨国司法合作与资产追缴协议的谈判基础。 财政考量是推动相关讨论的重要动力之一。若国库保留多出的比特币增值部分,短期内可缓解政府预算压力,用于公共服务或弥补财政赤字。
但从长期来看,政府若在受害人赔偿问题上采取收窄策略,可能削弱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信任,并在国际上被视为对犯罪收益的"合法化"或"套利",这会带来声誉风险并可能导致未来的法律挑战与国际争端。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层面是司法成本和程序效率。若当局选择以当前市值全额补偿受害人,相关的识别、分配与跨境受害人追偿程序将非常复杂。如何核实12.8万名中国受害者的身份与损失、如何在不违反国际私法和数据保护规则的前提下分配资金、如何处理潜在重复索赔或二次转移等问题,都需要耗费大量司法资源。若采取只赔偿原始投资的方案,行政与诉讼成本可能相对较低,但会牺牲受害人可能获得的额外赔偿。 从法律策略上看,受害人及其代理律师可能会提出若干主张以争取更大利益,包括请求法庭认定增值部分也为犯罪所得,应当归还给受害人;或主张政府在处置被查扣资产时存在受害人优先权,要求法院发出优先赔付命令。
相对地,政府则可能主张已立法程序与既有没收框架赋予其处置权,且将赃款纳入国库或用于公共用途符合法律规定。 在处理方式上,一种折衷的行政与司法安排或可减少冲突并兼顾不同利益方。例如,通过建立独立的资产处置与受害人赔偿基金,将被没收的加密资产或其变现所得置于法院监督下的专款专用账户,按照可验证的受害人名单和损失比例分配一部分资金,同时将超额收益用于特定社会项目或继续用于打击经济犯罪。这种做法既保护了受害人基本的补偿权利,又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国家对犯罪收益的制裁功能与财政合理利用。 国际合作与信息共享在此类跨境案件中尤为关键。受害人大多数在中国,执法机关需与中国司法机构、外交部门以及国际刑警和其他执法伙伴协作,获取证据、识别受害人并安排合法的赔偿路径。
跨境执行还可能触及到引渡、资产追缴协定以及对等法律承认问题。因此,英国的决定不仅是国内司法政策的体现,也将影响到未来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信任基础。 监管层面同样面临检讨契机。大型加密资产被犯罪利用后进入国际金融体系的路径,暴露了若干监管漏洞,包括反洗钱(AML)和了解你的客户(KYC)措施在某些平台的薄弱以及加密资产跨境流动时监管空白。有关国家可能借此机会加强对加密资产交易、托管机构与服务提供商的监管要求,完善资产没收与处置的法律工具,并推动国际间关于数字资产处置的共同规则与标准。 对于受害人而言,现实的建议包括积极参与受害人登记程序,保存所有涉及投资与诈骗的证据,寻求法律与援助组织的支持,以及在合规渠道中申报其索赔请求。
受害人也应警惕不正规中介或"替代"赔偿方案,以免二度受骗。 结论上,61,000枚比特币的案件远超常规刑事财产没收的规模,它不仅考验英国司法体系的法律解释能力,也将检验政府在公共利益、受害人权益与财政责任之间的平衡智慧。无论最终判决倾向于按原始投资金额赔偿还是按当前市值全额分配,透明、受监管的处置流程与有效的国际合作将是缓解争议、保护受害人权益并维护司法公信力的关键。对政策制定者而言,应审慎评估法律后果与国际影响,尽可能通过法院监督下的公开程序来完成资产处置和赔偿,以确保公正、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并避免未来更长时间、更高成本的法律争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