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末的1875年,科学研究和思想探索迎来了诸多突破性的进展。回顾这段历史,不仅是对过去的缅怀,更是对我们今天理解科学与哲学、经济学等领域发展轨迹的宝贵启示。那一年尤其以英国著名刊物《Fortnightly Review》为代表,这本由约翰·莫利主编的双周刊刊载了涵盖文学、哲学、政治和经济等诸多主题的文章,既兼具学术严谨性,又兼具普及性,非常适合当代读者理解19世纪思想的百花齐放。1875年的研究一方面探讨了经验科学与形而上学的界限,另一方面,经济学领域明显倾向于主观价值理论,深刻影响了后世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在哲学、数学、国际关系乃至生命科学的讨论中,我们同样看到那个时代学者们的智慧与挣扎。科学与形而上学:界限的辨析约翰·廷德尔和威廉·金顿·克利福德等学者对科学与形而上学之间的界限展开了深入论述。
廷德尔认为,科学家完全可以涉足宇宙起源等宇宙论问题,主张科学推理不仅限于实验可触及之物,而且可用于推断宏观宇宙的本质。他的观点挑战了当时普遍认同的科学仅限于可观察现象的狭隘定位。克利福德进一步指出,虽然科学定律能够帮助我们预测未来和追溯过去,但关于宇宙诞生和终结的推测很可能超出科学逻辑的适用范围。本质上,他提出科学定律并非普适且永恒,各种物理法则可能存在演变或局限,启发后世对宇宙演化理论的重新审视。威廉·格雷格则投身于一种更为哲学性的探讨 - - 是否存在人类认知无法发现的"真理"。他认为,部分真理可能超出人类理性和经验手段的范围,因此科学和理性无法涵盖所有知识领域。
该观点与现代科学哲学中关于认知界限的讨论不谋而合,影响深远。经济学中的主观价值论浪潮19世纪的经济学,在1875年呈现了对主观价值理论的热烈拥抱。威廉·斯坦利·杰文斯的《货币与交换机制》以其对货币起源、人类交换行为机理的全新理解,成为当年焦点。他不仅提供了货币历史与各种货币形式的演变梳理,更通过对银行体系尤其是清算所的剖析,揭示现代金融系统中流动性与信贷关系的运作逻辑。值得一提的是,他率先提出用商品篮子而非单一贵金属作为货币价值标准的构想,这一想法成为后续货币理论和通货膨胀指数的奠基。沃尔特·巴基特针对此建议提出质疑,认为其在实际执行上困难重重,货币标准的波动性和各种货币之间的通用性会因为缺乏统一的价值测定而受损。
与此同时,约翰·麦克唐内尔发表对卡尔·马克思及德国社会主义思想的介绍,试图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深刻剖析带给更广泛的听众。马克思对劳工阶级的悲观前景与革命的乐观期待,成为当时社会话题的焦点,也通过这篇文章为社会主义政治力量的崛起铺平了道路。乔治·达尔文则试图调和约翰·埃利奥特·凯恩斯的生产成本理论与杰文斯的边际效用理论,提出一种兼顾相对成本与主观效用双重视角的交换价值理解,这为后来边际革命经济学理论的深化贡献了思路。亨利·丹宁·麦克劳德反对当时经济学对消费、分配和价值的传统定义,而主张政治经济学应被定义为"交换的科学",这在某种程度上启示了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独立性的确立。哲学思想的激荡在哲学领域,詹姆斯·麦克科什著作《苏格兰哲学》系统梳理了从哈奇森到汉密尔顿的苏格兰哲学发展脉络。该哲学流派强调对人类心理的关注,结合归纳法来理解知识,同时以基督教宗教信仰为其哲学基础。
哈奇森的道德感理论、休谟的怀疑主义及雷德的常识实在论构成该学派的核心论辩。麦克科什批评德国的唯心主义并呼吁形而上学与自然科学迅速融合,强调科学和哲学互相促进的重要性。约翰·埃利奥特·凯恩斯则对赫伯特·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提出质疑。斯宾塞将社会演化类比于物种进化,主张"适者生存",涌现出社会自发演进的观点。凯恩斯指出这一理论缺乏充分的历史依据,且未能解释诸如欧洲中世纪黑暗时期文明倒退的现象,强调社会演化过程难以简单套用生物学自然法则。此外,威廉·格雷格讨论了是否存在无法凭借人类认知工具发现的真理,暗示人类理性对宇宙和真理的认知存在局限,引发对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边界的哲学思考。
数学领域的创新亨利·约翰·斯蒂芬·史密斯在数学界也作出了杰出贡献。他着手研究不连续函数的积分问题,以回应德国数学家汉克尔关于有界函数可积性的假设。史密斯构造了一个反例,展示即使不连续点集是拓扑学上的稀疏集(离散集),函数仍可能不可积。通过这一工作,他为后来的测度论奠定了基础。1907年,勒贝格和维塔利进一步证明,有界函数在其不连续点集测度为零时才可黎曼积分,为数学分析带来深远影响。国际关系的紧张气氛1875年的欧洲国际形势同样充满了变数。
艾米尔·德·拉弗莱耶续写其对德国与法国边境及宗教冲突的分析,指出德国境内的天主教与新教分裂导致了所谓的文化斗争,这不仅引发内部紧张,也使得德法边界的阿尔萨斯地区成为潜在震源。法兰西复仇情绪与德国的扩张野心交织,欧洲大陆的和平基础显得岌岌可危。政治改革方面,托马斯·黑尔提出了单一可转移投票制,主张取消地方选区,实行全国范围的排名比例代表制,以保证少数群体和知识精英的政治发声。尽管遭到莱斯利·斯蒂芬的批评,认为这种制度设置过于复杂并高估了选民的理性能力,黑尔的构想为后世选举制度的改革提供了方向。另一方面,约翰·莫利透过《自由主义的黯淡》,批判1874年英国自由党在大选中败给保守党并失去威望,反映领袖格拉斯顿暂时离开后的政治真空和党内分裂。科学哲学与超自然争论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在《论奇迹争论的答复》中挑战传统科学对奇迹与灵异现象的否定态度。
针对休谟极端排斥非自然事件的观点,华莱士主张不能因偶发且可信的超自然事件缺乏充分证据就一概拒绝。虽然他的论证未能完全说服当时主流科学界,但表达了当时科学与神秘主义之间的激烈碰撞。托马斯·亨德尔·廷德尔在反击关于他在宇宙起源问题上的非科学指责中,强调科学家实际上常常推演超出直接实验证据的理论。这种归纳推理是科学进步的驱动力,科学家理应涉猎宇宙学与生命起源等传统哲学领域。语言与文化演变威廉·德怀特·惠特尼提出语言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观点,强调语言是为满足人们交流而有机发展的工具,而非预设的神秘或本质属性。他反对当时马克斯·穆勒等语言学家的形而上学解释,认为语言应从实际使用和社会互动中研究。
保险经济学领域,同为科学家的西蒙·纽康对人寿保险的互助性质展开分析,强调早期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若未按时缴费则丧失权利的不对称性,主张应当对提前终止合同的被保人给予合理补偿。他还指出,随着保险的普及,去掉销售代理可以有效降低成本,提升保险业务效率。展望今日1875年研究的丰厚遗产放眼现代,1875年的思想探讨和科学研究仍对今天产生持续影响。无论是经济学中对价值的主观理解,还是哲学对认知界限的探讨,亦或科学家推进哲学边界的勇气,都深刻塑造了当代学术版图。同时,像银行清算所这样的金融创新,语言作为社会制度的理念,都为现代社会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回首这一年,我们不仅感受到了那个时代学者的学术热情,也理解了科学与哲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共融、发展与挑战并存的复杂图景。
深入研读1875年的研究成果,能为我们今天面对科学技术和社会变革提供历史智慧和思考路径,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与应对当下和未来的挑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