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埃及文明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为辉煌的古代文明之一，其起源和发展过程一直吸引着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以及遗传学家的关注。尽管埃及文明的文化、建筑和社会结构研究已相当深入，但长期以来由于埃及炎热干燥的环境导致古人类DNA保存条件极其恶劣，致使对早期古埃及人全基因组层面的直接研究十分匮乏。近年来，一项针对埃及古王国时期约公元前2855年至公元前2570年间出土的努韦拉特遗址成年男性遗骸进行的全基因组测序研究，成功获得了2倍覆盖度的全基因组数据，成为首个来自古王国这一关键历史节点的古埃及人类基因组，为揭示古埃及人的遗传渊源和人口构成打开了新窗口。该个体被发现安葬在陶罐中，位于岩石墓穴内，研究人员指出如此特殊的葬俗可能促进了DNA的保存。通过碳-14测定，该遗骸年代准确定位于埃及早期王朝与古王国的过渡期。基因组分析表明，这名古埃及男性主要继承了北非新石器时代人群的基因背景，约占77.6%，与此同时其遗传组分中约有22.4%与东方肥沃月湾地区，尤其是美索不达米亚的新石器时期人群相关。
遗传数据与近年来考古发现形成了相互印证的局面，证明不仅植物、动物、器物甚至书写系统在这一时期从东方传入埃及，与此同时也伴随着人口迁徙及基因流动。遗传组分的多样性反映了古埃及与邻近区域之间复杂的人口交流网络，强调了跨区域联结在人类历史演进中的重要性。通过主成分分析和ADMIXTURE聚类分析，努韦拉特个体与今天北非及西亚地区的人群显示出高度相似性。线粒体DNA和Y染色体单倍群分析也支持其血统主要与现代北非及西亚人群相近。同时，个体无4厘米以上纯合连续片段，表明其祖先近期没有近亲繁殖的痕迹。该研究利用qpAdm模型框架，考察了包含中 Neolithic 摩洛哥人群和新石器时期美索不达米亚人群在内的多种潜在祖源群体，系统对努韦拉特遗传组成进行了细致分层。
结果表明单一祖源群体无法完整解释其基因组成，而二源模型最合适，将其基因组视为当地北非新石器人和东方新石器人混合的产物。此外，该基因组中未发现与埃塞俄比亚古遗骸或中东、东非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其他群体有显著亲缘关系的证据，暗示当时古埃及人的遗传影响主要来自北非与近东，而非非洲南部其他地区。进一步的同位素分析从牙釉质和骨胶中检测出碳、氮、氧及铷锶元素同位素比，结果一致显示努韦拉特个体一生主要生活在尼罗河谷炎热干燥的环境中，饮食结构以陆生植物和动物为主，辅以尼罗河鱼类，其饮食模式与古埃及其它时期人群相似，体现出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连贯性。值得关注的是，个体骨骼表现出严重骨关节炎和牙齿磨损，推测他经历了较长时间的体力劳动，尽管其葬礼安排暗示社会身份较高，这种矛盾或许映射出古埃及社会中职业与社会地位的复杂关系。该研究不仅为理解古埃及人的遗传基础提供开创性证据，也有助于厘清埃及与周边地区人群互动的时间和路径。跨越4千年的人口历史显示，埃及人在古王国时代已与近东地区存在基因交流，之前基于考古学的文化传播假说从基因层面得到了印证。
随着时间推移，青铜时代晚期和中东诸文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基因流入，后续的埃及个体基因组，例如第三中间期的古埃及人，显示出更多来自青铜时代近东人的遗传成分。现代埃及人的遗传构成进一步体现了过去数千年多波次迁徙和通婚的累积结果，包含了来自北非本地、东近东民族、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欧洲多个族群的混合成分。研究团队强调，努韦拉特个体作为单一样本，其代表性有限，更多来自不同时间及地区的古埃及基因组样本将有助于构建更全面的人口遗传历史。该突破的成功得益于出土个体特殊的葬俗，即陶罐葬，这为古埃及DNA的保存提供了理想条件，开拓了未来古代埃及DNA研究的新方向。通过采用先进的单链DNA文库构建和高通量测序技术，配合严谨的数据分析流程，团队克服了中东和北非地区DNA保护极差的技术难题。如今，古基因组学正快速发展为考古文化解读提供直观的遗传证据，努韦拉特项目则成为理解埃及文明起源与多源融合的里程碑。
整体来看，努韦拉特古埃及人基因组分析展示了一个具有复杂遗传成分的族群特征，融合了北非新石器人固有血统以及从美索不达米亚和邻近地区起源的基因流。遗传学发现呼应了考古学中关于农耕技术传播、动物驯化、文字演变及陶器制作工艺交流的证据，指出人类迁徙是文化扩散的重要推动力。未来通过扩大古埃及多期次、多区域的遗传采样，有望进一步揭示埃及王朝社会的族群结构、迁徙线路及历史变迁，从而加深对这一区域人类史的全貌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