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书主义在现代社会占据了重要位置:从求职简历上的一行学位信息,到职场晋升和专业认证,学历和证书常被当作能力和可靠性的快捷判定标准。然而,随着对选拔手段有效性的重新审视,证书主义的弊端越来越明显,认知测评和基于能力的选拔工具正悄然回归视野,可能重塑教育、劳动市场和公共服务的运行方式。 证书主义并非自生自灭的自然现象,而是历史选择、法律制度和文化偏好的产物。高等教育普及之前,少数精英通过考试、学徒制度和实际表现获得地位。随着大学教育变得大众化,学位从稀缺资源变成普遍通行证。雇主为了降低招聘不确定性,逐渐把学位作为筛选门槛,学历成为了一种便捷的信号。
与此同时,一些法律框架为避免直接歧视、鼓励多元化,反而限制了某些基于能力的选拔方式,使得证书成为较安全的替代方案。 证书主义的成本逐步显现。对个体来说,过度追求学位意味着时间和经济成本的堆积,年轻人在学业期间推迟就业、推迟生育和推迟财富积累。对社会来说,学位并不总是与岗位胜任力直接相关,过度依赖证书会导致用人错误、效率损失和人才错配。对机构和学界而言,证书体系还滋生出保护主义和裙带关系,使评价标准从实绩转向形式化认证,从而抑制创新与质量提升。 与证书相比,选拔工具尤其是认知测评在预测岗位绩效和学习能力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大量研究显示,认知能力与各种职业表现存在稳固相关,合理设计的能力测验能够在不同群体之间保持较高的一致性,从而减少基于主观判断的偏误。相比之下,传统面试、课程成绩或简历中的活动经历更容易受到社会资本、关系网络和准备资源的影响,带入更多非能力因素。 让测评回归并非没有争议。流行的反对意见认为,测验也会放大社会不平等:富裕家庭可以投入更多资源进行备考辅导,测试本身可能带有文化偏差。然而,现有证据表明,在可比条件下,标准化的认知测验往往比其他非测试的选拔方式更能减少偏差。更重要的是,测评可以与工作样本、情境判断和结构化面试结合,形成多元、互补的选拔体系,从而同时衡量潜能、实际技能与价值观契合度。
司法和政策环境的变化,是测评回归的关键推手。若有关"责任影响"(disparate impact)等法律解释发生转向,使得雇主能够在不被视为非法歧视的前提下使用公平、验证过的能力测试,更多公共机构与私营企业可能重新采用基于测试的选拔方式。类似的改革在公共安全部门、公务员体系和医疗执业认证中的试点,已经引发广泛讨论,若扩展到更大范围,可能对劳动力结构产生深远影响。 测评回归的社会影响是多方面的。教育系统可能需要重新定位其功能,从单纯的学位授予转向更灵活的能力培养与证书化微课程。高等教育机构若想保持价值,必须提供明确的职业相关技能和可验证的学习成果,而非仅作为社交和身份象征的场所。
另一方面,年轻人将获得更多快速进入职场的路径,减少因学位积累而产生的债务和时间损失,这对个人财政和生育决策都有潜在积极意义。 职场和招聘文化也会随之改变。用人单位如果更重视测评结果和实际工作样本,招聘流程会变得更效率化,岗位匹配度提高,团队中所谓"水分"减少。许多行业已经在实践这一路径:科技公司通过编程题和项目作业筛选候选人,设计行业通过作品集和实操测试识别能力。若这种逻辑扩展到更多传统行业,可能打破文化层面的学历迷信,提升整体劳动生产率。 学术界和专业认证体系也将面临结构性冲击。
学术名誉长期依赖于学位与发表体系,证书主义的衰退意味着对研究质量和实绩的更直接检验。期刊、评审和资助机制需要重新审视如何识别真正的创新与可靠成果,减少对形式化资历的盲目信任。同时,专业协会的准入门槛也可能转为以能力为核心的测评与持续评估体系,从而提升公众对专业服务的信任。 当然,测评并非万能。测验的设计、管理与解释必须做好,否则容易被滥用。一个公平的选拔体系需要透明的标准、外部验证和持续监测,以避免出现新的不公。
政策设计者应关注测评可获取性,确保低收入群体也能获得合理的备考资源。教育机构与企业可以合作,提供免费或低成本的训练营、在线课程和模拟测验,降低"准备资源不均"的问题。 从文化层面看,证书主义的消退也会带来社会认知的调整。学历作为婚恋市场、社交圈和身份认同的信号功能将被部分替代,社会需要找到新的评估个体能力与品格的方法。媒体、教育和雇主应共同倡导以实际能力与伦理为中心的评价文化,减少对形式化符号的过度崇拜。 对雇主而言,设计以能力为导向的招聘体系需要时间与投入。
最佳实践包括明确岗位胜任要求、采用多重评价手段、对测评工具进行妥善验证以及定期回顾筛选流程的预测有效性。企业还应关注入职后的绩效跟踪,将选拔结果与后续表现数据回馈到选拔模型中,以不断优化预测精度。 对个人而言,面对一个逐步回归能力选拔的环境,应以能力建设为核心,注重实践经验、项目成果和可展示的技能证据。主动参与开源项目、行业比赛、职业训练营或完成具体的项目作品,往往比被动追求学位更能提升就业竞争力。在求职过程中,将实际成果打包成可供评估的样本,能更直接地证明能力。 政策制定者面临的任务是平衡公平与效率。
应鼓励采用经验证的测评工具,同时建立机制保障机会均等。例如,可在公共教育和职业培训中加大对STEM与职业技能教育的投入,提供针对低收入群体的备考补助和职业辅导,并在公共服务招聘中推行透明的测评与申诉机制,防止权力滥用。 证书主义的终结并非一夜之间的革命,而是一个长期的制度与文化转型过程。测评回归提供了一个纠正人才错配、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和释放社会创新活力的机会,但它的成功依赖于谨慎的设计、强有力的监管以及广泛的社会共识。在变革过程中,教育机构、企业、政策制定者与个体都需要承担责任,共同营造一个以能力为本、公平可及的人才生态。 最终,衡量改革成败的关键不是证书是否消失,而是社会是否能够更有效、更公平地识别和使用人的潜能。
如果我们能让选拔回归到对能力和绩效的真实衡量,证书将不再是权力的代名词,而成为可验证成果的辅助工具。那时,一个更具活力、更具流动性的人才市场才是真正的胜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