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法律对于台湾的定位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国内外政治与法律讨论的核心。要理解台湾当前的法律地位，必须回顾中华民国宪法的历史沿革以及台湾社会民主化进程中对法律体系进行的深刻变革。中华民国法律不是一成不变的文本，而是在历史和现实交互作用中不断转型，特别是自1990年代以来发生了实质性“台湾化”进程。最初于1947年在南京制定并实施的中华民国宪法，是为统一治理大陆中国而设计，其架构及政治假设皆基于大陆政权。然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民国政府撤退至台湾，这使得宪法内容与实际控制区域严重脱节。这种脱节表现为宪法规定的全国性选举与代表制度无法在大陆实施，中华民国政府为保持“大陆仍属中华民国统治”的假象，长时间延续了1947年在大陆选举产生的代表任职，形同“万年国会议员”，引发了民主实践上的巨大障碍。
进入1990年代，台湾民主化浪潮推动政治改革，1991年的宪法增修条文成为历史转折点。通过这次修宪，废除了已不符现况的“万年国会议员”，并开始实行仅限台湾地区居民参加的选举，使政治体制更贴合台湾实际。更重要的是增修条文授权立法机构制定《两岸关系条例》，首次将大陆划分为“大陆地区”，在法律上明确其不属于中华民国实际管辖范围。该条例赋予大陆居民“大陆地区人民”的特殊法律身份，既非中华民国公民也非完全外籍人士，无法享有台湾公民的政治权利。尽管《两岸关系条例》和宪法文本依旧标注大陆为中华民国领土，但司法实践与政府政策都将其视为事实上的“外国土地”。此外，修宪还重新定义了两岸关系的主体地位，将中国大陆的政治实体从曾被认定的“叛乱集团”转为平等的政治对等方。
随着宪法与相关法律的改革，中华民国政府的主权宣示聚焦于现有控制的台湾本岛及其附属岛屿，如澎湖、金门与马祖。这种“台湾化”的过程在政治与法律身份认同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中华民国不再自认为是代表全部中华民族及整个中国的合法政府，而是逐渐认定自己只代表台湾的人民。此趋势在台湾历任总统的公开言论及政策中可以清晰体察。前总统李登辉提出“特殊的国与国关系”理论 来描述两岸关系，暗示台湾已经具备主权国家的地位但又无须再次宣布独立。此思想在后续民主进步党领导人中得到延续，诸如陈水扁、蔡英文和赖清德等均以“对等各自表述”方式，强调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为独立政治实体，彼此之间不隶属。
值得关注的是，台湾社会主流民意也反映了这种现实状态。根据2024年最新民调，支持迅速统一的比例极低，仅约1.1%，而倾向维持现状的比例则占多数。这种态度充分体现台湾社会对自身政治身份的认同及实际安全考量。尽管如此，台湾仍面临大陆方面的威胁。中国大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其不可分割的部分，并通过军事演习及灰色地带手段施加压力。国际社会对此问题的立场复杂且多元。
美国的“战略模糊”政策在1972年上海公报提出后，既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也未明确承认其对台湾的主权主张，坚持不搁置台湾的防御能力和权利。国际法学界在台湾法律地位判定上存在分歧。多数学者认同台湾具备主权国家的基本要件，包括固定居民、明确领土、有效政府以及与其他国家交往的能力。但诸如国际法院前法官詹姆斯·克劳福德等人指出，中华民国的法律身份与表述带有延续中国大陆的色彩，未正式宣布独立，从形式上模糊了台湾作为独立国家的法律地位。对此，台湾学者尤如陈玉洁教授认为，单以法律文本的形式主义视角来评判台湾的主权状态过于简化，忽略了台湾自1991年以来通过宪法修正与实际政治体制变革所产生的实质法律断裂。她主张，这种实质上的断裂足以构建一个新的政治实体，即现代意义上的台湾国家。
台湾主权的模糊性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现实政治风险。2010年代以来，中国多次举办大规模军演环绕台湾，意图警告与遏制台湾独立运动。这种军事环境限制了台湾通过公民投票等民主程序解决两岸关系问题的空间。台湾的公投制度门槛高企，无论是立法机构内的三分之二出席率限制，还是全体选民半数以上支持的要求，都构成了极大障碍，使得通过宪法途径正式宣布独立近乎不可能。台湾的法律体系因此呈现微妙平衡：既不正式宣布独立，维护现状避免触发武力冲突，又通过法律与政策上的调整逐步强化自身事实上的主权运作和国际交往。面对外部的压力和内部的身份认同，台湾的未来依旧扑朔迷离。
一方面，法理上的不断演化和主权认同的台湾化趋势增强了台湾作为事实国家的地位；另一方面，国际战略格局和两岸政治现实使台湾无法轻易突破现状层面。中华民国法律的演变展示了一个政治实体如何在严峻的国际与地区环境中，逐步通过民主制度和立法改革塑造自我的法律身份和政治面貌。它将历史的政治遗产与现实的地理疆界巧妙结合，在法律上构建了一个独特的状态，引发国际社会对传统“一个中国”范式的再思考。总的来说，中华民国法律不再简单地是对大陆中国的统治蓝图，而是连接台湾历史沿革、政治认同与当代国际法之间的复杂桥梁，是探索台湾未来治理路径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在台湾法律身份与国际法地位尚未最终明确之际，持续关注其内在的法律变迁，以及台湾社会对于自我认知的变化，无疑对理解两岸关系及区域和平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