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社会福利体系中，工作要求作为政府对公共救助项目的一项重要规定，旨在通过要求受助者参与一定的工作活动来获得救助资格，以期激励低收入群体主动寻找就业，减少对社会福利的依赖。这种政策思路背后的核心理念是在确保资源合理分配的同时，激发个人的劳动积极性，从而实现社会资源的最大化利用。然而，尽管工作要求政策被广泛推崇和实施，来自学术界和实际数据的研究却显示，这类政策未必能达到预期的促进就业效果，反而可能对最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造成了更大伤害。经济学家Besley和Coate的理论为理解工作要求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他们指出，福利政策中的“筛选效应”和“威慑效应”解释了实行工作要求的理论依据。筛选效应指的是以工作要求筛选真正有劳动能力而非以福利为生的人群；威慑效应则意在通过设定工作门槛，防止个人因过度依赖福利而失去积极改变自身经济状况的动力。
然而，这些经济模型主要基于收入层面分析，而忽略了福利的另一维度——效用，即工作带来的时间成本和休闲时间减少。实际情况中，工作要求剥夺了受助者本应用于休息或其他生活需要的时间，降低了整体生活质量。除此之外，Besley和Coate的模型还揭示出政策设计中的两难抉择：要么取消工作要求，要么将其严格到近乎极限，否则都难以发挥最佳效力。但在现实中，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执行的复杂性，这种极端的政策往往难以实现。实证研究进一步验证了理论的局限性。以美国SNAP（补充营养援助计划）为例，Gray等人对弗吉尼亚州2009年至2013年间暂停和恢复工作要求的政策变化进行了追踪分析。
结果显示，工作要求的恢复使得受助者参与SNAP的比例在短时间内骤降约一半，尤其是50岁以下的群体受影响最大，然而就业率却未见显著提升。这意味着，许多原本依赖福利的人在工作要求压力下放弃了福利，却未能通过就业改善自身境况。更令人担忧的是，最脆弱的群体，如无家可归者和无收入者，是退出福利最为严重的人群。相反，因残疾获得豁免的人群中，退出福利的现象则极为罕见，这一现象也间接验证了数据的可信度。类似的研究结果在其他州和不同研究中也有体现。Stacy和Ritter等学者的调查中，多数体现工作要求并未实质提高失业者的就业率，而是导致福利参与率下降，尤其当行政手续更加繁琐时影响尤为明显。
Cook和East最近的研究进一步指出，繁琐的行政负担是导致福利参与急剧下降的主要原因，且这一负担更多压在低收入无收入的受助者身上，而收入较高者往往能够获得豁免。这反映出制度设计上的不公，使得本来因社会经济条件弱势的群体被政策激励所忽视甚至伤害。行政成本也不容忽视。为落实工作要求，州政府往往需要花费巨额经费建设数字平台、聘请IT及咨询人员，仅乔治亚州就投入了近1亿美元，但实际受益人数远低于预期，技术系统故障频发导致大量申请者流失，这无疑降低了政策的实际效能和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同样值得关注。福利的减少并非简单减少了政府支出，反而可能使因缺乏基本生活保障而陷入更深困境的人群转而依赖更昂贵且效率低下的社会服务系统，甚至可能间接导致犯罪率上升。
早期儿童发展研究表明，营养不良对儿童身体和智力发展产生深远影响，长期来看损害社会整体生产力和稳定性。对于“工作要求降低福利需求”这一观点，存在一定误解。有人认为退出福利是因为受助者就业状况改善，但实际上，多数研究显示，退出福利更可能是因政策门槛和行政障碍，使得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失去资格，而非就业增加的真实反映。从社会公平角度看，工作要求的严格执行忽视了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及结构性失业问题，劳动力需求和供给的不匹配，以及部分人群因健康、技能和其他因素难以找到合适工作的现实。简单地将福利与工作挂钩，忽视制度之间的协调，会导致许多弱势群体被系统性排斥。从经济学视角看，政策设计应兼顾激励与保障，避免将社会福利设置成一道不可逾越的门槛。
政策制定者应重视简化行政程序，减少受助者因技术和手续而流失，同时探索通过提供培训、职业指导和就业支持等方式，真正提升低收入人群的就业能力和机会。现代福利政策应发展成为一个综合的支持体系，不仅提供基础生活保障，更注重解决贫困的根源，促进长远的经济自立。总结来看，当前关于工作要求的证据表明，单纯依靠工作要求作为提高就业率的工具效果有限，反而可能加剧社会不平等和贫困问题。未来社会政策应更加注重协调各类资源，通过科学、全面的政策设计促进就业意愿与能力的提高，而非简单地通过行政限制剥夺本已脆弱群体的生活保障。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福利目标，构建更加公平与繁荣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