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末次冰期的消退和更新世的结束,人类踏上了一条划时代的旅程。数十万年来,人类祖先主要依靠狩猎采集来获取食物。然而,大约11700年前,他们开始以一种能够改变植物本身特性的方式利用野生植物,这一过程称为驯化。人类不仅主动改变生态环境,还开始种植植物,这便孕育了农业这一深刻的景观与文化变革。农业的起源历程漫长复杂,考古生物学的研究正在为解答这一重大的历史谜团提供关键证据。农业的诞生不仅像直立行走和用火一样改变了人类与环境的互动,也奠定了现代文明的基础,使专业化分工如艺术与音乐得以繁荣发展。
然而,农业的普及也带来了营养不良、社会不平等、传染病爆发及环境气候变化等新挑战。正如英国皇家大学考古植物学教授多里安·富勒所言,一旦农业发展的门槛被跨越,就无法回头。 围绕农业起源的驱动力,学术界仍存在激烈争论。有人认为,人口增长和气候变化等压力迫使人们依赖植物食物;也有人认为植物的丰富性和实用性吸引人类将其转化为主要食物来源。此外,宗教文化活动,诸如丰盛宴会的传统,也可能是推动农业兴起的重要因素,甚至有观点提出植物种植本身则促进了这些文化及宗教观念的形成。近年来,考古生物学的快速发展为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该领域通过细致收集和分析植物种子、碳化食物残留、以及人类与动物骨骼碎片,揭示了许多未被发掘的历史细节。先进的基因技术不仅追踪了小麦、大麦、水稻、燕麦等作物的驯化遗传变化,还揭示了早期农民的祖源及其人口迁徙轨迹。正如史密森学会高级科学家梅林达·泽德所言,人类正在进入理解农业起源的黄金时代。 考古生物学的发现表明,农业并非单一地点独立发明。上世纪七十年代人们普遍认为农业发源地不超过三个,而现今研究确认的起源地可多达二十四个。历史上还有大量"失落"的作物,即曾被驯化但现今已不再种植的野生植物。
若历史稍有不同,或许美国爱荷华的广阔农田上种植的不是玉米,而是糜子这种被遗忘的古老作物。农业的兴起是人类与植物共同进化的长期复杂过程,没有单一原因,每种作物都有其独特的故事。正如富勒所强调,农业并非一项伟大发明,而是所有人类社会天生具备探索和发展的潜能。 考古生物学首先通过对人类骨骼与牙齿的研究入手。骨骼结构反映了运动模式,碳氮同位素测量揭示了远古饮食,古DNA则追踪人群迁徙和疾病基因存在,使科学家得以了解古人类的生活状态。在植物材料方面,借助超细筛网收集碳化残留和种子,以及基因组与转录组学分析,研究人员得以窥见数千年驯化过程中的遗传变化。
比如,位于约旦东北部的Shubayqa 1遗址就发现了距今14500年前由野生一粒小麦和其他植物烘焙的面包残留,显示早于最早直接耕作极久的时间,人类已具备烘培技术。 进入农业形成初期,随着年轻干燥期(Younger Dryas)结束,气候变得温暖而稳定,野生植物的种子开始出现两大变异:种子体积变大以及植株果穗不再随成熟自动脱落,这二者都是驯化的特征。其中不脱落特征极大便利了人类收割。早期的驯化过程并非刻意选择,而是偶然选择了那些种子较大的植物种类进行采集和繁殖,人选的种属生长更快、产量更大,经过数百甚至数千年的循环种植,作物性状得到了改进。与此同时,农业带来的新需求促进了收割技术的发展,例如镰刀和切割工具的出现。 然而,驯化作物的种植物理特性越发复杂,对水肥等土壤营养物质的依赖也越强,形成"土壤养分陷阱",这迫使耕种者投入更多劳力。
以长江下游的早期稻作遗址天螺山为例,最初附近居民依赖鱼类、块根和橡实等野生食物,逐渐开始规培野生稻。随着稻谷籽粒体积和产量提升,人群饮食中稻谷比例显著上升,而橡实等其他野生食物则逐渐消失。密集的耕作促使人口急剧增长,木材资源大量消耗导致栖息环境剧变,土地被细分,并兴建水利工程和仓储设施。到了5000年前,良渚遗址已出现复杂的城市文化,标志着农业引发的社会变革已无法逆转。 文化层面上,不同地区对驯化植物的选择受多种因素影响,如饮食喜好和烹饪传统。以中国东西部为例,西部地区偏好小麦和大麦,适合烘烤,而东部则以粟和稻米为主,烹饪多用蒸煮方式,这些差异植根于更新世中期的生活传统。
此外,杂草与作物的相互作用也是研究前沿,例如燕麦最初作为作物田间的杂草出现了近两千年后,才被正式驯化为粮食作物。这体现了人类与植物间复杂共生关系的一个侧面。 动物驯化亦是农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西亚的牛、猪,到东南亚的鸡,再到阿拉伯的骆驼及南美的骡驼类,都极大提升了农业生产力。值得一提的是,某些植物如南瓜的野生祖先含有极具毒性的化学物质,仅有巨型动物如猛犸象能安全摄食并传播种子。猛犸象灭绝后,南瓜面临种群危机,直到人类活动营造的农业边缘环境为其提供了新的生境,人类的利用反过来促进了其驯化和扩散。这说明只要人与环境互动,驯化的潜力便无处不在。
然而在食物资源丰富、狩猎采集可持续的环境中,农业并非必然,正如富勒所言,"如果狩猎和采集生活已相当富足,改变又有何必要?" 随着农业根基确立,人类社会迈向复杂化的进程加速。土耳其切塔霍尤克遗址距今约九千年,是新石器时代重要定居点。考古学家发现其拥有高达八千人口的城市规模,耕种小麦、大麦和黑麦,驯养牛羊。人类骨骼与牙齿分析显示,农业人口健康状况较狩猎采集者差,营养不良和牙齿腐败的案例增加。缠绕寄生虫疾病等也随人口密集和定居生活兴盛。社会结构更趋复杂,财富和农产品的私有化引发等级分化,暴力事件更频繁。
历史学者贾里德·戴蒙德曾称农业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错误",指出其带来的疾病、饥荒和阶级固化问题。 但农业的巨大正面影响不可忽视。正是稳定的粮食供应,成就了高等科学、艺术文化、城市建设和现代科技等人类文明奇迹。史密森学会的考古植物学家洛根·基斯勒指出,没有农业,人类无法享受现代长寿和信息交流方式。研究人员希望通过揭示农业从起源到繁荣的历史,能够为当代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借鉴。数千年人类如何响应和改造环境的经验,对今后农业创新和环境保护至关重要。
当今全球食物生产过度依赖少数几种作物,反观历史上人类驯化过的超过七千种植物中,仅几百种被开发成为主要粮食,剩余的潜力巨大。重回起点,通过现代科技重新驯化新作物,不仅有助于提高粮食多样性,还能改善全球饮食结构与健康。综合来看,农业的起源故事是关于人与自然不断互动、相互影响并共同进化的壮丽史诗。探索这一故事,不仅丰富了我们对过去的理解,也为未来人类社会的粮食安全和生态平衡指明了方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