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所谓"巨额破产"(资产规模超过10亿美元的企业破产)数量出现明显上升。根据Cornerstone Research的报告,统计期截至某年6月的12个月内,巨额破产案件从上一年同期的24件上升约33%至32件,远高于2005至2024年间的年度平均数23件。通胀高企、利率上行以及新冠疫情的长期影响依然是企业出现财务困境的常见原因,但越来越多的企业在破产申报文件中直接将政策变动、监管不确定性以及贸易关税列为主要推手之一,显示出一次常见宏观冲击与制度性风险叠加的新的困局模式。 关税与贸易政策的反复调整对跨境供应链和成本结构带来直接冲击,尤其对那些高度依赖进口零部件或出口市场的制造企业影响显著。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家居零售商以及某些消费品生产商在第一日声明中明确指出贸易政策和关税的不确定性导致原材料成本飙升、库存定价困难以及与海外客户或供应商的合同摩擦,从而触发现金流压力。以Marelli Automotive Lighting USA为例,其破产申报指出对进口/出口业务造成的"严重影响",尤其在针对汽车制造商和供应商施加关税时,利润空间被压缩、融资方对其未来回收能力产生疑虑。
可再生能源与清洁能源板块在本轮巨额破产中占据突出的比例。Sunnova Energy International成为同期资产规模最大的破产企业,公开材料显示监管与政策的不确定性直接影响到市场对其产品的需求以及其筹资能力。清洁能源企业通常高度依赖政府补贴、税收抵免和长期政策激励,任何补贴政策的调整、信贷支持的收紧或合规门槛的变化均可能迅速转化为资本成本上升与项目不可行的风险。若企业原有负债水平较高,或在利率上行周期中已疲弱不堪,新增的政策风险往往成为触发破产的导火索。 除了直接成本冲击,政策不确定性还通过资本市场和融资渠道放大企业困境。在信贷紧缩或利率走高的背景下,监管或政策的反复会提高投资者和债权人的风险溢价,导致债务重组谈判更加艰难。
企业在试图补充流动性或获得新的融资时,往往面临更高的借贷成本或更严苛的契约条款,进而限制企业在短期内的运营灵活性。再者,政策相关诉讼或合规风险会延长重整过程,增加法律与顾问费用,侵蚀有限的可用资金。 面对这种复杂局面,企业管理层需要在战略和操作层面进行系统性应对。首先,强化情景规划和政策风险评估成为必要。企业应建立针对多种政策路径的压力测试,包括最坏情形下的关税大幅上调、补贴取消或监管合规成本骤增,以便在预警出现时迅速调整采购策略、库存管理和定价机制。其次,供应链多元化与近岸化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关税与跨境运输中断的冲击。
通过在不同国家保留替代供应商、签署更灵活的采购合同以及保持关键零组件的安全库存,企业可以减少单一贸易政策变动带来的系统性脆弱性。 第三,财务策略应侧重于提升资本弹性。包括增加流动性储备、与银行协商弹性债务条款、探索多元化融资渠道以及利用对冲工具管理利率和汇率风险。在高利率环境下,企业更应注重现金生成能力和营运资本管理 - - 缩短应收账款周期、优化存货周转并延长应付账款期限都能在短期内缓解现金挤兑压力。 第四,加强与监管机构和利益相关者的沟通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政策不确定性对业务的冲击。对于依赖政策支持的行业,积极参与政策制定过程、提供透明的数据与案例,以及寻求临时缓冲措施有助于在规则变动时争取更多过渡期和可预见性。
对投资者而言,巨额破产的上升提示需要更谨慎的尽职调查与行业判断。投资者在评估企业信用或股权价值时,应将潜在政策风险纳入长期现金流折现模型,关注企业对外部冲击的敏感性指标,例如对外部供应链依赖度、政府补贴占比、以及短期负债与再融资需求。对于债权人和供应商而言,提前识别财务脆弱性的信号、合理安排合同条款与担保结构,以及在必要时争取重组谈判中的优先地位,将有助于将损失降至最低。 在法律与重整程序层面,巨额破产案件往往伴随复杂的债权人结构与跨境诉讼问题。企业选择在何种司法辖区申请破产保护、如何设计债务重组方案、以及如何与监管部门配合,都将决定清算价值与重整成功率。第一日声明(first-day declarations)中企业对政策与关税的陈述,除了作为事实记录,也会影响债权人和法院对重整可行性的判断。
在宏观层面,巨额破产的上升对经济和就业都有实质性影响,特别是若破产企业涉及大型供应链或地区性重要雇主,连锁效应可能波及上下游中小企业与地方经济。政策制定者因此面临两难:在维持必要的贸易或监管措施以实现更广泛的政策目标时,如何同时提供短期的缓冲机制以避免系统性风险扩大。政府可以考虑针对受冲击严重且具备长期战略价值的行业提供临时资金支持或过渡性补贴,同时提升政策制定透明度与可预测性,减少因突发政策调整导致的市场恐慌。 未来一段时间内,若通胀与利率仍然处于相对高位,且地缘政治导致贸易政策出现更多波动,巨额破产案件可能维持在高位。需要关注的重点领域包括:依赖政府补贴的清洁能源与可再生项目、全球化供应链密集的汽车与零部件行业、以及对关税高度敏感的家居和轻工业制造商。与此同时,新兴行业若过度依赖政策促进而缺乏稳固的商业模式,也可能在资金融资环境收紧时暴露脆弱性。
总结来看,关税和政策不确定性已成为近年来推动大型企业破产的重要新因素,尤其是在本就承受通胀和高利率压力的企业中更容易触发"最后一根稻草"。企业应通过更为严密的风险管理、供应链重塑和资本结构优化来提升抗风险能力。投资者和债权人需在评估企业价值时更充分地考虑政策变量的长期影响。政策制定者则需在实现长期政策目标与维护短期经济稳定之间寻求平衡,提供足够的政策过渡安排以减少系统性破产风险。面对一个由宏观经济与制度性风险交织的新常态,提前准备与灵活应对将是企业避免成为下一起"巨额破产"案件的关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