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再次提出对"在美国以外拍摄或制作的电影"实施100%关税的设想,并指责海外制作偷走了美国的电影制作业务。此番言论迅速在娱乐业和贸易界引发广泛关注与争议。对于好莱坞、各州政府、海外拍摄地乃至全球观众来说,类似政策若被认真推进,将带来复杂且深远的影响。本文从政策可行性、法律与国际贸易约束、对影视产业链的实务影响、各方可能的反应与替代方案等角度,系统分析这一威胁背后的问题与应对路径,助于理解未来影视产业格局可能的变动方向。 特朗普的表态并非首次提出类似构想。此前其曾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将海外影视拍摄与"信息和宣传风险"联系在一起,暗示可通过关税作为保护手段。
虽然此类口吻在政治宣传上容易引发媒体关注,但在法律与实际操作层面,实行100%电影关税面临重大障碍。美国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的权力既受到国内法律的约束,也要服从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规则。一方面,总统可通过国家安全条款或贸易法案授权在特定情形下采取关税措施,但单纯以"电影外包"广泛定义国家安全风险并直接征收一刀切的100%关税,既会触及法理合理性,也可能招致司法审查与国会干预。另一方面,美国作为WTO成员,若对影视产品实施差别性贸易壁垒,很可能引发争端解决程序并招致他国反制。 从产业实际看,所谓"在美国以外制作"的定义并不简单。现代电影制作是高度全球化的协作活动,剧本创作、前期筹备、片场拍摄、视觉特效、后期制作、配乐以及部分演员和技术人员的跨国参与构成了复杂链条。
许多在国外拍摄的项目仍在洛杉矶完成大量后期工作,视觉特效或声音混音等环节可能分布在多个国家与地区。此外,导演和演员倾向于在真实地点取景以增强电影的视觉真实感与叙事张力,诸如《沙丘》导演丹尼斯·维伦纽瓦、《碟中谍》系列的汤姆·克鲁斯以及克里斯托弗·诺兰等类型导演经常选择国际实景拍摄以实现创作意图。将一部电影简单地按"拍摄地点"划分为"进口商品"并征以关税,既忽视了创作自由,也忽视了产业链的现实分工。 经济层面的影响同样值得关注。近年来,好莱坞部分制作转移到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爱尔兰等地,主要动因是当地政府为吸引影视投资而推出的税收抵免、现金补贴与基础设施建设。这些财政激励显著降低了拍摄成本并提供了多样化的场景与专业人才。
若美国对海外拍摄影片加征高额关税,短期内可能抬高在海外制作的票房收益边际成本,从而影响投资决策。然而,关税成本很可能被制片方通过调整预算、选择更多海外资金来源、转嫁价格给发行渠道或改变发行策略而部分消化。更重要的是,许多海外拍摄项目并非为规避美国税负而外移,而是出于创作需要或获得合作资金、地理场景与当地技术优势。单纯以关税惩罚海外拍摄,可能导致美国片场与产业链上下游的反弹,并对全球票房与流媒体分发造成不可预测的负面冲击。 对各地经济而言,影视制作不仅仅是创意产出,也是就业与地方经济的来源。英国、爱尔兰、加拿大以及新西兰等地通过影视税收优惠带动了当地中小企业、旅游业、技术供应链与长期人才培养。
若美国实施极端关税,这些国家可能在双边谈判与多边机构中寻求救济并采取对等措施,进而影响文化产品的自由流通与跨国合作。文化领域通常具有象征性与情感价值,强制性的贸易限制容易激化文化外交问题,损害软实力交流。 在州层面,加利福尼亚州政府长期致力于保住好莱坞制作工作,州长加文·纽森不断推动扩大影视税收抵免计划以留住制作项目。地方政府通过补贴、基础设施支持以及人才培养试图保持竞争力。对白宫层面的关税威胁,州政府可能采取两条路径应对:一是通过扩大本地激励与投资提升吸引力,二是通过法律与政策渠道与联邦政府或国际社会沟通,争取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解决办法。产业工会、制片厂与流媒体平台也会在这一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因其既受成本影响也有能力在公共舆论中发声。
从国际法与多边贸易规则角度看,电影作为文化产品在许多贸易协定中享有特殊条款与保护。世界贸易组织及部分自由贸易协定允许成员在文化政策上保留一定的主权空间,但这不意味着可以随意通过关税进行保护主义操作。若美国对外国制作的电影实施差别性关税,其他成员国可主张歧视性待遇并发起仲裁或报复性关税,尤其是对美国产品或服务的涉税报复可能在科技、农产品与服务业等领域产生溢出效应。此外,影视是软实力工具,相关的文化豁免条款与双边合作协议会使单方面高额关税的外交成本增加。 法律可行性的讨论也不容忽视。总统对外贸易措施的权力并非无限。
历史上,美国曾通过多种法律工具应对贸易不公平或国家安全威胁,但这些工具需要满足具体法律程序与标准。简单地将"海外拍摄"界定为国家安全威胁并直接适用极端关税,可能在联邦法院面临严密审查。国会若认为总统越权,也可能通过立法限制或修改相关权力。此外,关税政策通常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与财政部、商务部联合制定并需要配套监管细则,影视行业的特殊性会要求非常细致的认定规则,比如如何界定"在哪国制作""制作中哪些环节属于国外完成""合拍或多国制作如何处理"等复杂问题。 行业应对方面,如果真正面临高额关税威胁,好莱坞与全球影视界可能采取多重策略。制片方可能更加重视分散风险,强化在美国本土的制作环节以规避关税,同时寻找新的国际合作模式,如联合制作、合资控股或通过在美国境内设立更多后期与视觉特效中心来将价值链向内迁移。
流媒体平台也可能调整采购与发行策略,优先投资在美国完成更大比例制作流程的项目,或通过地域性版权策略降低关税暴露。与此同时,行业协会与工会很可能发起法律挑战或游说,以保护创作自由与跨国协作的经济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关税并非唯一或最有效的政策工具。如果目标是"振兴美国电影制作业务",更为稳健和可持续的路径或许是通过提升国内激励、补贴、技术投资与人才培养来增强竞争力。加大对视觉特效、后期制作与柔性剧组的投资,降低技术门槛,改善拍摄许可与行政流程,提供有针对性的税收抵免与培训基金,都能在尊重国际规则的前提下,实质性提升美国在全球电影制作价值链中的地位。通过国际合作建立公平互利的合拍条约与共同投资框架,也能让美国与其他影视中心在互补中共赢,而非以对抗和单边关税为主要手段。
从观众与文化生态的角度看,极端保护主义可能限制题材多样性与创作空间。许多影片因地理真实感或文化背景的需要而选择海外拍摄。限制这种自由将直接影响作品质量,并可能导致观众审美与文化交流的倒退。电影不仅是商品,也是文化表达与沟通桥梁。政策在保护产业利益时,需平衡文化多样性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 综上所述,特朗普关于对海外制作电影实施100%关税的再次威胁,更多地属于政治宣示而非已经成形的政策。
即便若干政治力量推动类似措施,其实施仍将面临法律审查、国际争端风险、产业链复杂性以及不可预见的经济副作用。对好莱坞与各州政府来说,最实用的应对路径在于加强本地竞争力、优化政策激励、推动国际合作与维护产业链的灵活性。对立式的贸易保护或许在短期获得政治表态效应,但长期则可能损害美国影视产业的全球影响力与经济回报。未来的关键在于寻找既能保护本国就业与创作资源,又能在全球化分工中保持开放与竞争力的政策组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