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加密資產被犯罪分子用作洗錢與跨境詐騙的工具,國際執法機構在資產追繳方面面臨越來越多的法律與道德難題。英國政府近期就一宗震驚業界的個案展開討論:倫敦警方在2018年查獲並凍結了約61,000枚比特幣,這筆資產來自一起針對中國投資者的大規模詐騙。如今比特幣價格大幅上漲,這批加密資產的現值遠超當年被騙取的金額。英國高等法院可能面臨的決定是,是否應按照被害人當初損失的原始投資金額進行賠償,還是將現值全部返還給受害者。這一抉擇牽涉法律適用、受害者權益、公共資金使用以及國際執法合作的多重層面,值得深入分析。 案情回顧與核心爭點 案件來源於一宗跨國詐騙案,主謀被指為錢某(Zhimin Qian)及其同夥。
2014年至2017年間,犯罪集團透過虛假投資平台等手法,向中國大約128,000名投資者詐取資金。嫌犯在逃離中國後將所得資產轉為比特幣並存放於境外,最終於2018年在倫敦被警方查獲,扣押了現金、黃金、加密貨幣及相關設備。案件隨後經由倫敦警察廳經濟犯罪組進行長期調查,於2024年逮捕相關嫌疑人,並在2025年前後有主要涉案人員承認與案件相關的罪行。 法律上,英國通常依據《犯罪收益法》(Proceeds of Crime Act)對涉罪資產採取沒收程序。按照現行機制,沒收的資產通常會被繳入政府基金(如內政部或財政部的統一基金),在必要時由法院命令進行受害者賠償。關鍵爭點在於:賠償應以何種標準確定?是按照受害者當時的損失金額進行一次性補償,還是依據沒收資產在沒收時或現時的市場價格給予賠付?當涉及波動巨大的加密資產時,兩種做法的結果可能相差數十倍甚至上百倍。
道德與法律的兩難 若以當年等值或原始投資金額賠償,政府可將剩餘巨額差額納入公庫,用於填補財政缺口或公共支出。根據報導,61,000枚比特幣若以當前價格計算,價值可達數十億美元,而當時受害者的實際損失總額僅為約6.4億英鎊。因此若按原始損失賠付,政府可能保留多數升值收益。支持者認為,沒收資產在被扣押期間的升值屬於法律風險的一部分,且現行法律並未明文規定沒收後升值必須歸還受害者;同時,國家可將這些資金用於受害者補助以外的社會公共需求。 反對者則強調道德正義與受害者權利。受害者被詐騙而失去資金,無論犯罪工具如何轉換,其損失本應由犯罪所得彌補。
若政府僅支付被騙金額而保留升值收益,等同於讓社會代替受害者承擔加密資產投資所帶來的"市場回報",這可能被視為對受害者不公。從倫理觀點看,沒收資產的目的之一是恢復受害者狀況與防止犯罪得利;若犯罪所得在沒收後變成公共資金的大筆收益,則與原始立法宗旨產生張力。 國際視角與先例參照 相比之下,其他國家在類似案件中的處理方式亦具有參考價值。美國司法部在近年對多起加密資產沒收案件中,通常會以拍賣或由執法機關處理資產後將所得納入賠償與沒收基金,並在某些情況下優先考量受害者賠付。加拿大、德國等國也陸續公布重大加密資產沒收案例,顯示出執法部門在資產追繳與賠償分配上仍在摸索合適做法。國際合作在資產追繳上關鍵性顯著,特別是當資產跨境分佈或涉及多個司法管轄區時,協調一致的法律處理和資金分配機制顯得尤為重要。
司法風險與實務挑戰 若法院或政府決定將沒收資產的升值部分歸屬於受害者,執行層面也存在實務困難。首先,加密資產價格高度波動,若以市場價格補償,應確定補償的時間點(沒收時、判決時或支付時)與價格基準。其次,受害者在數量龐大且分佈廣泛的情況下,如何核實每位受害者的損失比例與具體金額亦是挑戰,且需要耗費大量行政資源進行清查與管理。此外,若將資產處理成法幣再分配,也涉及稅務、匯兌與跨境支付的法律合規問題。 另一層風險是,若政府或法院決定保留升值收益,可能引發受害者或第三方訴訟,這類法律紛爭會耗時多年,進一步推高行政成本與不確定性。故部分政府官員主張審慎處理,避免因短期利益而觸發長期且昂貴的法律戰。
政策考量與制度完善建議 處理類似案件需要兼顧法律原則、受害者補償與公共利益,提出幾項可供政策制定者參考的方向。首先,應明確立法或司法指引,規定在沒收程序中加密資產升值部分的分配標準。法律若能提供清晰的原則(例如優先保障受害者實際損失,再將剩餘收益納入公共財政),可降低司法裁量導致的不確定性與爭議。 其次,建立專門的受害者賠付基金與快速賠償機制,能在不拖延受害者救濟的情況下,先行發放部分款項以緩解急迫的資金需求,之後再根據最終沒收所得進行清算與補足。此舉亦可避免因訴訟拖延讓受害者長期得不到賠償。 第三,加強跨境執法及資產追繳合作,制定共享信息的標準與快速互助程序,能提高資產追繳效率,並在多國涉案時達到更公平的分配。
第四,提高加密資產管理的透明度與專業化處理能力,設立專責機構或委託第三方專業機構對沒收的加密資產進行評估、保管與變現,降低資產保全風險與價格波動帶來的額外損失。 對受害者的實務建議 對於受害者群體而言,應儘早搜集並保存投資憑證、交易記錄與相關通訊證據,這些資料在日後的賠償認定中至關重要。受害者亦可通過集體訴訟或委託代表機構向有關當局提出損失清單與索賠需求,統一行動有助於降低個別求償的成本與提高處理效率。同時,關注官方公布的賠償程序與時間表,及早向執法或司法渠道申報損失,避免因證據缺失而喪失救濟機會。 該如何平衡公眾利益與受害者權益? 這一案呈現的核心問題並非僅是金額分配,而是法律與道德基礎的碰撞。若國家將沒收資產升值視為可供公共使用的"風險收益",短期內或許能填補財政缺口,但長遠來看可能削弱對受害者的信任並影響法律正當性的認受。
相反,若優先保障受害者完全獲得現值賠償,可能導致國家在面對大型沒收收益時失去應有的財政調度空間,並在未來案件中造成新期待與司法先例。因此,平衡點應建立在公開透明、依法分配與優先救濟受害者的原則上,並由立法或司法機構提供清晰指引以減少爭議。 結語:制度更新與社會共識的必要性 隨著加密資產在犯罪收益中的比重攀升,傳統沒收與賠償制度面臨新的考驗。英國關於61,000枚比特幣命運的討論,反映出法律如何跟上技術變化與市場波動的難題。合理的路徑應是透過立法與政策更新,建立既尊重受害者權利又兼顧公共利益的資產處理機制。無論法院最終判決傾向於何方,政府與司法機構均應以透明、程序正當與受害者優先為原則,並在國際層面加強合作與準則制定,讓資產追繳與賠償制度更加穩健、公平且具可操作性。
對於受害者、立法者與關注此案的公眾而言,接下來的關鍵在於監督程序的公開性、確保賠償機制的可預見性,以及促成一套兼顧正義與現實可行性的長效機制。只有建立起合理且穩定的處理框架,才能在未來類似案件中既保護受害者權益,也維持公共資源使用的正當性與透明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