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极右翼运动在全球多个国家不断蔓延，部分极端主义组织借助社会焦虑、经济困境以及对未来的不安，吸引了一批又一批追随者。为了深入了解极右翼力量的真实面貌，我选择以“Chris”的身份，作为反极端主义组织Hope Not Hate的卧底成员，潜入英国境内多个极右翼团体之中，历时一年。这段经历不仅揭示了极右翼内部的复杂关系、成员的真实心态，也展示了这些组织与主流政治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卧底身份让我有机会亲眼目睹他们的内部运作，也让我深刻感受到隐藏在他们言辞背后的仇恨和孤独。开始时，我不得不谨慎准备，建立可信的新身份，设计一个不起眼的职业背景——战略顾问，配以朴素的着装风格，以便于融入他们的圈子。作为“Chris”，我必须在各种场合低调应对，参加极右翼的集会、街头抗议、政治拉票，甚至是与否认大屠杀的成员共处。
这不仅仅是卧底调查，更多的是一种深入了解极右翼成员内心的社会实验。令人感触深刻的是，这些成员普遍有一种被社会疏离的情感，他们大多来自平凡却无趣的生活，日常工作单调，晚上则沉浸于各类极右翼直播和阴谋论之中。在他们聚会的间隙，更多时候他们关注的是家人生活、私人琐事以及普通人的烦恼，他们渴望的是陪伴与认同感，而非单纯的政治交流。这也是为何他们即便对其所信仰的极端理念并不完全满意，却依然难以脱离这一圈子。极右翼团体通常极度警惕外来者，设有层层严格的安全检查。而我只能通过展现出“普通人”的形象，缓慢地赢得他们的信任，获得进入核心圈层的机会。
在这一过程中，我发现许多极右翼的领导人都是精于权谋的操盘手，他们巧妙地掩饰真面目，向外界展示更加平和甚至见不得人的另一面。只有在长时间的接触、深入交流后，隐藏的真实思想才会偶尔显露出来。我的卧底行动还让我了解到极右翼如何积极渗透政治领域。2020年，前政府顾问Andrew Sabisky由于公开发表种族差异言论被媒体揭露，迅速辞职。然而他在极右翼圈子仍活跃，并试图重新影响政府政策。这显示出极右翼势力不满仅仅局限于边缘，而是有意图利用政治渠道推广其种族主义和排外思想。
更令人震惊的是，种族科学思想在极右翼圈中得到广泛传播和资金支持。比如由一位名为Matthew Frost的科技企业家主导的“Aporia”杂志，公开宣扬以基因差异界定族群智力的理论，推崇优生学，试图在主流社会中为这些观点开辟空间。该组织不仅有着数百万英镑的资金支持，还吸引了部分政界名人参与和传播其理念。这种伪科学的种族主义，与历史上的纳粹优生学有着令人不安的相似之处，表明极右翼正通过更隐蔽、更现代化的手段重新涌回社会视野。同时，我也目睹了极右翼成员在公开活动和私人交流中表现的矛盾性一面。他们在集会中极尽激烈的种族仇恨和排外言论，而在私下里却显得寂寞、脆弱，对亲情爱情充满渴望。
这样的心理状态使得他们在加入极右翼团体后更难脱身。承受极度孤立的他们，在发现任何能带来归属感和友谊的机会时，甚至会暂时忘却自己的意识形态冲突。卧底调查还让我有机会参加国际性的极右翼会议，如位于爱沙尼亚首都塔林的Scandza论坛，这里聚集了来自全世界的白人民族主义者和极端思想分子。通过与参与者的接触，我愈发清晰地认识到，这一运动不仅局限于某个国家或区域，而是全球性的网络组织。这些会议表面上充斥着学术交流与战略讨论，实则传递着极端情绪，助长仇视异己的思想，加剧社会分裂。在这一年多的卧底过程中，我也深刻感受到潜藏的风险与压力。
随时担心身份暴露导致人身安全受威胁，设备使用中的意外失误，生活与心理的双重负担，都是此行的考验。与此同时，内心也时常挣扎于对这些极右翼成员真挚情感和对他们种族仇视思想的厌恶之间矛盾的情绪。这种复杂的心理体验，是理解极右翼现象不可忽视的一个维度。总体而言，我的卧底经历揭示了极右翼团体在精神层面以孤独、无助及对社会变革的恐惧作为入口，利用仇恨和阴谋论凝聚群体，同时暗中依靠权力、金钱和科技力量拓展他们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极右翼正试图将边缘意识形态转变为主流观点，借助政治关系、媒体影响和“科学”包装传播种族主义和排外论调。面对这种严峻局面，提升公众对极右翼运作机制的认识，支持反极端主义组织的行动，加强社会包容性与多元文化共存，都是遏制极右翼势力扩散的关键。
通过细致入微的卧底调查，我们不仅收集到了宝贵的情报，也为更好制定对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未来，社会各界都应共同努力，警惕极右翼的潜在威胁，保障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