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人的记忆中,资本主义可以戴上一张"善意"的面具:企业捐款、公益广告、环保品牌标签和所谓的社会责任委员会共同构建了一个看似温和的市场脸谱。这个"自由主义的面孔"告诉个体,人可以在追求私利的同时,不失为良善:你可以创业致富,也可以用财富回馈社会,消费时选择"绿色"标签便能拯救世界。然而,这张面具掩盖不了一个核心矛盾 - - 资本积累与社会安全之间的根本冲突。正是在这种认知不和之下,出现了"让资本主义再次变坏"的呼声:一种对被期待不断自我矛盾的反弹,一种对"要你既当竞争者又当良善市民"的厌倦情绪。理解这场文化与政治的反扑,是理解当代民主国家政治动荡和民粹主义兴起的关键之一。 自由主义的承诺常常是缓解而非根治。
ESG、可持续发展和所谓的包容性资本主义,看起来像是在用资本主义的工具修补资本主义造成的伤口。许多从业者 - - 包括曾在金融界工作、后来投身社会公益的人 - - 被标签为"洗白的银行家"或"改革派资本家"。他们努力把环境与社会指标纳入资本决策,试图在利润与公共利益之间建立桥梁。然而,宏观系统的动力并不会因为良好意愿而根本改变。市场竞争本质上奖励规模和效率,而这些往往以牺牲劳工权益、环境保护和社会稳定为代价。当企业在追求低成本与高回报的过程中被迫选择,所谓的道德选择经常只是品牌传播的表象。
这种表里不一产生了普遍的心理负担。个人被要求在消费和工作中不断作出道德决策:买有机还是便宜的食品,支持本地小店还是用更便捷的跨国平台,抵制污染企业还是继续为生计而接受他们提供的岗位。久而久之,这种"既要成为市场赢家又要做好社会公民"的双重要求变成心理上的认知失调。认知失调会产生愤怒、内疚和陌生感,而当这种情绪被政治力量利用,就可能演化为对"自由主义精英"的全面反叛。 于是,反精英叙事找到了生长的土壤。像"drill, baby, drill"这样的口号并不是字面上鼓励环境破坏,而是提供了一种心理解脱:既然不可能同时做好"市场玩家"和"道德公民",那就干脆选一边,公开承认自己"做坏事",以此摆脱自责。
政治人物和意见领袖恰恰利用了这条通道,宣称要撕掉自由主义的面具,还原"诚实的"资本主义:更强硬、更直接、更不做作。这种"诚实"的表象吸引了部分被长期矛盾压抑的人群,因为它省去了复杂的伦理权衡,给予了一种明确的身份认同和群体归属感。 在社会心理层面,这种转向也与性别和文化认同的变化有关。部分男性群体在传统的竞争叙事中找到了自我价值,被要求成为家庭的经济支柱和社会的"强者"。当自由主义价值强调同理心、包容与自我反思时,一些人会将其视为对"男子气概"的否定,进而寻求以"强硬"、"无所畏惧"来对抗被认为的去势化趋势。技术乐观主义者的激进言论,例如号召驱动无限增长的论调,也为这种回归"战士精神"的叙事提供了理论滋养:进步被描述为放胆开拓,任何关于限制、谨慎或环境成本的讨论都是阻碍创新的懦弱表现。
政治上,这一连串情绪与叙事使民粹主义拥有了广泛的动员基础。政治人物用简化的敌我框架,把复杂的全球化问题简化为"我们对抗他们":自由主义精英、外来移民、生态运动成了替罪羊。与此同时,他们承诺让普通人"直面市场"的残酷,抛弃那些看起来虚伪的道德规范。令人讽刺的是,这种"去伪存真"的口号常常忽略了一个事实:资本主义自古以来就是与国家、法律与既得利益密切纠缠的系统,所谓的"公平竞争"从未真正存在。民粹式叙事把不平等与失败归咎于他者,却很少触及体制内深层的不公。 要化解这种分裂,单纯的价值说教和企业公关无法奏效。
解决路径既要承认认知不和的存在,也要从制度层面提供实际的安全感。首先,社会保障体系的加强可以直接缓解个人在市场中的不安全感。普遍化的医疗、教育和住房支持可以减少对短期竞争的依赖,让更多人有余力参与公共生活和长期意义的工作。其次,劳工权利与工会力量的重建能在宏观上平衡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 bargaining power,让工作不再是单纯的生存竞争,而更能体现尊严与参与。 治理层面的透明与责任同样重要。强化反垄断监管、限制过度金融化的收益机制与改善企業治理,可以将资本的积累过程限制在更受监督的轨道上。
企业社会责任若不再只是市场营销,而是纳入法定披露、独立审计与员工与社区参与的常规程序,才有可能把"善意"从表象变为结构性约束。此外,在气候与生态议题上,必须承认单靠市场自律无法实现有效减排;需要有强有力的公共政策来引导能源转型与产业结构调整。 文化层面的修复也不可或缺。需要创造新的公共话语,既能承认个体对自由与自主的渴望,也能强调集体互助与制度公平的重要性。教育应超越生产性培训的狭隘目标,培养公民能力、批判性思维与公共伦理,让人们在面对复杂问题时不再被简化的二元叙事捕获。社区与基层组织的复兴也能够提供替代性的归属感,不必通过对他者的敌视来建立自我认同。
最后,面对科技与财富集中带来的影响,民主监督需更及时、更有效。平台经济与人工智能的崛起改变了劳动形式与信息传播模式,这既带来了生产力提升的机遇,也放大了不平等与操纵的风险。通过加强数据治理、保护劳动者在平台经济中的权益以及对巨型科技企业实施有力的反垄断措施,可以在保护创新的同时,减少社会撕裂的可能性。 "让资本主义再次变坏"的口号在某种程度上是对长期认知负担的一次情绪性解脱,但真正的困境并非简单的"坏"与"好"二分。若要避免社会进一步两极化,必须从根本上减少让个体承担系统矛盾的压力 - - 这需要政策、组织与文化的多重协同。承认资本主义的局限并不等于否定市场机制的全部价值,而是要求把市场置于更广泛的民主治理与社会保障体系之中。
只有如此,才能把"诚实的坏"转化为建设性的反思,而非破坏性的反弹,从而为更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开辟出可能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