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数字时代,技术的发展既为社会带来了便利,也成为权力控制的工具。美国科技巨头亚马逊、IBM和戴尔等在过去数十年间,通过技术销售和合作,成为中国监控国家体系构建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参与者。这一过程不仅改变了中国的社会治理模式,还引发了全球范围对技术伦理与人权的深刻反思。 中国的监控国家体系是全球最大的数字监控网络之一,遍布城市乡村,覆盖数亿民众。起初,这套庞大系统的基础技术主要来自海外供应商,尤其是美国的高科技公司。亚马逊提供云服务,IBM贡献数据分析平台,戴尔则供应关键硬件设备。
这些硬件和软件支撑了政府对公民行为的全面监控,从个人通信、消费记录到行动轨迹,无一例外。 中国政府利用这些技术构建所谓的"社会稳定"机制,将特定人群标记为"重点关注对象",包括政治异议者、宗教团体成员以及少数民族,尤其是在新疆地区的维吾尔族人群。通过"预测警务"技术,系统能够分析个人历史行为数据,判定潜在风险,甚至在未有犯罪行为前提前介入。这种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自动化治理,极大强化了国家对民众的控制力度。 亚马逊的云计算平台长期为中国公安部门和监控公司提供服务,助力存储和处理海量监控数据。尽管亚马逊官方声称严格遵守法规并限制特定用途,但事实证明,这些服务被用于监控和限制公民自由。
IBM则与中国国防承包商合作,参与了"金盾工程"的建设,这是中国信息化警务系统的核心。IBM的数据分析软件曾被销售到新疆等地区,用于分析维吾尔族等少数群体的行为模式。戴尔的硬件设备尤其是在存储和服务器领域被广泛应用于监控设施,支持政府对数据的长时间保存和高速访问。 这些技术的流入并非毫无争议,多年来美国国会和媒体多次发出警告,指出这类技术存在被滥用的风险。尤其是自2017年以来,随着新疆大规模拘押维吾尔族人民的消息曝光,国际社会对美国科技企业在其中的角色愈发关注。尽管部分公司宣布终止与部分中国政府机构的合作,整体而言,这些技术已深入到中国公共安全体系的骨骼中,难以轻易切断。
对个人来说,这种监控模式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杨国良一家就是这种监控体系受害者的缩影。作为江苏省一户普通农民家庭,因土地被征用,他们屡次到北京上访,遭到政府的极端监控和骚扰。数十个摄像头、行踪监控、电话监听无时不刻监视着他们的生活。即便没有实施任何违法行为,他们也被标记为"不稳定分子",导致妻女被拘押,家庭陷入恐惧和崩溃。 中国监控技术的快速扩展依赖于对数据的整合运用。
来自银行、交通、通讯、甚至公共事业的多源数据被汇入中心数据库,通过智能算法进行风险评估和行为预测。美国的芯片制造商如英特尔和Nvidia为这套系统提供关键的计算能力,进一步强化人工智能的识别和分析功能,使中国警务在效率和精准度上得到飞跃发展。 与此同时,涉足监控产业的中国公司也掀起技术的本地化和升级,有的企业甚至基于先前购买的外国产品开发出了更为复杂的系统,进一步扩大监控范围和深度。中国政府积极推动这些技术在国内各省市、包括新疆和西藏等敏感地区应用,以维稳为名加强对公众的控制。 国际社会对这一现象的反响复杂。一方面,美国政府曾实施多轮制裁和出口限制,试图阻止美国技术被用于侵犯人权的行为,但法律法规的执行存在灰色地带,难以完全阻断技术流入。
另一方面,这对全球技术贸易和伦理带来了新挑战,促使各国和企业重新审视其技术出口的社会责任和影响。 技术无罪,关键在于使用者的道德选择。中国的监控体系案例提醒世界,先进技术若不受适当法规和道德约束,极易被权力滥用,剥夺公民的基本自由和权利。美国科技企业作为这些技术的提供方,应当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提升透明度,加强内部审查,避免被卷入侵犯人权的漩涡。 未来,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持续发展,监控技术的潜力还将进一步扩大。全球需协作制定更加严谨和具备前瞻性的政策法规,平衡技术创新与人权保护,确保信息技术真正服务于公共利益,而非助长极权控制。
对中国普通民众而言,他们的自由与尊严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杨国良一家人的经历昭示了技术背后的人性悲剧,也是对全球社会发出的警示:任何加强社会治理的技术手段都不能以牺牲人权为代价。只有在公正、透明和尊重人权的前提下,科技才能成为真正造福人类的力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