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的当下，传统媒体的操控问题再次浮出水面。尽管互联网曾被视为独立新闻和言论自由的坚固堡垒，但不少国家的权力机构利用多种手段收归媒体资源，使得过去依靠传统媒体维系的舆论形成机制加速向专制主义倾斜。匈牙利作为一个典型案例，其执政党通过“媒体捕获”的方式将绝大多数新闻渠道纳入掌控范围，成为支持数字专制主义的强大支柱。本文将围绕“旧套路如何与新技术结合，共同助长数字专制主义”这一话题展开分析，深入剖析媒体被控制的现象背后的机制，并讨论当下技术巨头与政府权力的关系及其对新闻独立性的影响。匈牙利的媒体操控可以追溯至2010年，当时执政党翼资政党回归政权后，迅速着手收编公营媒体。此前，翼资党在2006年的选举失利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媒体对他们的不利报道，因此他们决心重塑国内新闻生态。
公营媒体里独立记者被大量辞退，取而代之的是拥有党派背景的亲信。同时，监管机构的董事会成员也被迅速换成政府忠诚份子，切断了公营媒体独立性的最后防线。除了直接掌控公营渠道，翼资党还精准使用国家广告资源，大量资金转移至亲政府的媒体阵营。更重要的是，他们引导关系密切的商业巨头逐渐收购私人媒体资产，如同安迪·瓦伊纳收购的TV2电视台和奥尔班老乡洛伦茨·梅什罗斯掌控的重要出版集团，让私人媒体的独立空间日益缩小，成为政权的传声筒。传统媒体被牢牢掌控后，翼资党通过调整编辑方针和新闻报道口径，一次又一次地巩固执政优势，形成自我强化的权力循环样本。这种模式被学界和媒体界定义为“软权威主义”中的“媒体捕获”，其核心包括：公营媒体的全面接管，监管机构的政治化，国家资金对新闻立场的操控，以及私人媒体资产的系统性收编。
令人担忧的是，这一“旧套路”已在东欧其他国家如波兰、斯洛伐克，甚至远至埃及、中美洲和东南亚等地复制推广，成为数字时代权威主义范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互联网过去曾是独立新闻记者和反对声音的避风港。从匈牙利的Atlatszo到斯洛伐克的Denník N，多个国家都有因为媒体收购而爆发的记者罢工和新媒体创办，这些在线平台得以用更自由、不受审查的方式发布新闻。线上广告收入成为这些独立媒体得以维持的重要资金来源，谷歌广告和数字新闻计划资金成为其生命线。科技巨头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曾给传统媒体被掌控的记者们提供了生存空间和发声渠道。然而，这种依赖关系正逐渐变得危险。
随着互联网巨头如谷歌、Meta和推特（现称X）在全球扩张，本地政策环境的影响力也在持续增强。它们不得不在政治压力和商业利益之间权衡，频繁被指责协助政府打压异见声音。例如谷歌被批评提升亲埃尔多安的土耳其媒体排名和对其计划资金加以倾斜，推特放松对俄罗斯、中国、伊朗政府账户的限制，Meta在越南配合当局审查反对派帖子，种种案例表明，科技平台与权威政权的关系愈加紧密。这样的趋势令独立新闻生态雪上加霜。不仅传统媒体在多个国家被收编，作为新媒介形态的数字平台也逐渐违背自由表达的初衷，成为某些政权控制信息流动的帮凶。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持续滑落，部分原因正是这些线上线下结合的数字专制策略造成。
在全球范围内，应对这一挑战的政策需求日益迫切。欧盟在此领域走在前列，数字服务法案（DSA）和数字市场法案（DMA）试图对大型科技平台的权力行为进行规制，要求它们对平台内容负责，防范虚假信息传播，维护公平竞争。然而，这些法律尚未充分解决保护独立新闻和遏制媒体捕获的深层问题。欧盟正在推动的欧盟媒体自由法案（EMFA）针对传统媒体的独立性提出保护措施，却对科技平台在更大范围内的角色缺乏明确监管。此外，在立法层面外，推动公众支持公义媒体平台建设、推动透明度与独立监察机构的运作也至关重要。近年有声音呼吁打造公营的、符合公共利益的数字新闻平台，以抵御商业和政治驱动力的双重渗透。
部分欧洲项目如“欧洲公共空间理事会”和“Eurostack”提出构建跨国界、多语种的可信新闻平台的愿景，希望在互联网治理中重塑数字主权和语言多样性。然而，这些计划需要强大的政治意愿和民间支持才能付诸实施。综合来看，传统媒体的操控在数字时代并未消失，反而因结合技术工具、数据算法和资本运作，使得“媒体捕获”这一旧有的权威主义操作更加隐蔽和高效。技术巨头和权力机构之间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决定了信息生态的未来走向。抵御数字专制主义，守护新闻言论自由，一方面需要全方位的政策监管和立法保障，另一方面也需要公众的警觉、媒体的坚守和多方的合作共同推动。新闻自由不仅关乎言论表达，更是民主社会权力透明、公共参与的根基。
在数字媒体成为传播主渠道的时代，守护新闻独立是防止信息被操纵和控制的第一道防线。媒体捕获虽然老套路，但结合新科技，它已成为当代影响深远的全球挑战。惟有通过法律、技术与社会三重保障，促进新闻生态多元化和公平竞争，才能有效遏制数字专制的蔓延，保证每个公民都能在信息时代享有真实、独立、多样的新闻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