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特朗普总统的重新执政，围绕其与外国政府利益关联的争议再度升温，尤其聚焦于美国宪法中的外国赋职条款。外国赋职条款作为美国宪法重要组成部分，旨在防止持有联邦公职的人士接受来自外国国家的礼物、职位或任何利益，以避免潜在的腐败和利益冲突。特朗普2.0执政时期，由于其商业帝国持续涉足海外市场，加之涉及来自卡塔尔等国家的价值4亿美元奢华飞机赠送案，令这一宪法条款的重要性和适用范围被推向舆论和法律的风口浪尖。卡塔尔政权向特朗普赠予飞机用于其总统任期内的官方旅行，事后计划捐赠给其博物馆基金会，这一安排引发了广泛争议。特朗普本人甚至公开表示“不接受这架飞机将是愚蠢的”，而这份礼物是否违反外国赋职条款的问题也成为其多方支持者和政敌的激辩点。政府内部负责法律咨询的人员对该赠送行为的合法性给出了“允许”意见，但白宫新闻发言人仍强调法律细节尚未最终明确。
此事件成为少有的获得跨党派批评的政治议题，包括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约翰·图恩、兰德·保罗和特德·克鲁兹等共和党重量级人物均表达了反对意见。之所以引发如此强烈反响，部分原因在于这类来自外国政府的大额礼物不仅触及法律禁忌，也涉及主席乘坐外国制造飞机存在的国家安全隐忧。特朗普家族在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对于其商业运作结构进行了调整，允许广泛接纳来自国外政府合作方的交易。特朗普集团修订的伦理政策放宽了对外国政府、主权财富基金及国有企业的限制，甚至设立了一个“伦理顾问”职位，负责审核部分但非全部涉及外国政府的交易。值得注意的是，之前担任该职务的伦理顾问被解雇且未有人继任，而现行政策并未建立起有效机制排查隐藏在私人海外商业操作背后的外国政府利益。加密货币领域亦成为关注焦点。
特朗普二任期间大力推广并参与的$TRUMP稳定币，背后吸引了大量来自国外投资者，甚至涉及与世界最大加密货币交易平台币安合作，由阿布扎比支持的投资基金投资约20亿美元使用特朗普家族相关的数字货币进行交易。这种复杂的外国投资与礼物关系直接挑战了宪法所设的限制。根据宪法第一条第九款规定，“任何受美国信托或酬劳职务之人，未经国会同意，不得接受任何外国国王、王子或国家之礼物、酬劳、官职或头衔。”这一条款体现了美国开国元勋对于防止外国政府影响和腐败的深切忧虑。国外资金试图通过经济利益来赢得美国政治精英的好感，是持续存在的古老且广泛的影响形式。据权威研究机构外交关系协会最新报告，卡塔尔正是通过此类手段加强其对美国政策和领导人的影响。
虽然条款表面并未明文提及总统，但司法部法务办公室和部分下级法院均确认其对总统具有约束力。国会自1966年通过的《外国礼物与装饰法》视此规定有效，为总统等联邦官员接受的低价值外国礼物提供了豁免的“同意”，体现了国会对赋职条款全面适用的认可。然而对于总统接受大额礼物的界定尚无明晰法律指引。特朗普团队在第一任期针对诉讼提出较窄解释，认为只有总统亲自提供服务而获得的利益才构成赋职，诉讼在2020年大选后被驳回终止，悬而未决的争议仍待法律权威裁定。鉴于当前政治环境分裂激烈，推动有关外国赋职条款的立法改革异常艰难。专家建议，国会应修订现行法律，要求总统及其关联企业申报与外国政府相关的投资和收入，并公开向两院外交委员会报告相关详情。
议会应设立明确机制，除非获得明确批准，否则要求放弃相关收益并上缴联邦财政。公开透明及由国会主导的授权原则，能够有效遏制可能的利益冲突和腐败。有鉴于政府廉政办公室（OGE）在人事架构上的削弱与实效性降低，改革需构建更加独立的监督机制，或由政府问责办公室（GAO）承担相关建议职能，确保制衡体系完善。特朗普2.0时代再次暴露出总统个人商业利益与国家职务职责冲突的深层矛盾，也提醒人们加强立法充实和执行外国赋职条款的重要性。宪法设计的原则在维护公职廉洁与国家主权中意义重大，必须获得切实落实。无论未来政治权力如何更替，建立健全防范机制，强化法律约束和透明度，是捍卫美国政治生态健康发展的关键。
只有当国会发挥其宪法赋予的权力，主动监督和规范总统的对外利益接触，才能真正实现总统为全体美国人民服务而非个人利益的核心理念。特朗普二任期的外国赋职条款问题提醒我们，权力与道德坚守并非理所当然，而是社会共识和法律实践不断雕琢的成果。当务之急是推动立法改革与司法解读，为现代总统职务设立不可逾越的界限，以防范未来类似潜在风险，维护国家安全与政治廉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