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不平等是当代社会广泛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社会学领域，关于经济差距的探讨从未停歇。然而，我们对经济不平等如何演变至今日的程度以及背后的深层驱动力却仍存在诸多疑问。传统的宏大叙事往往相信经济不平等是现代化、人口增长和社会规模扩大等因素线性、必然驱动的结果，尤其是基于马尔萨斯主义的人口压力理论和等级制度不断复杂化的观点。然而，随着更加系统和跨文化的考古数据被引入研究，既有的统一性解释受到了挑战，表明不平等的形成过程在区域和历史维度上表现出显著差异，而且人类的制度安排和治理方式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通过对全球近1200个考古遗址中超过4.7万套住宅的房屋规模数据进行量化分析，研究者利用基尼系数这一标准度量方法，系统地评估了财富不平等的时空变迁，揭示了多样化的不平等模式。这种方法不仅克服了历史文献资料有限和偏颇的问题，还拓展了我们理解经济不平等深远历史轨迹的视野。
首先，人口规模被普遍认为是不平等增长的直接驱动力。人口增长会带来资源压力，从而激发财富的积累和集中，或使得社会分工加剧，自然而然形成财富差距。然而，通过对不同地域和不同规模社会的考察发现，尽管人口规模扩大往往伴随着不平等潜力增加，但财富差距的实际表现非常不均一，各种社会内部都存在显著的波动。这表明人口增长并非足以导致不断加剧的经济不平等，且社会怎样管理与调节财富分配起到了关键作用。其次，社会的政治复杂性，尤其是阶层结构和治理层级的增加，也同样被认为促进了财富的不平等。理论上，等级制度越复杂，就越容易形成基于权力和资源控制的不平等分配。
实证研究通过对多层级政治体系的聚落进行房屋面积的差异分析，指出虽然随着等级层级增多，不平等的潜力确实增加，但并非每个复杂体制都会显示出高水平的经济不平等。更重要的是，即便是在高度等级社会中，不同社区之间的不平等程度也差异明显，继而反映出治理机制和社会规范对财富分配的调控影响。更深一步地，研究团队引入了“治理”这一概念，定义为管理与统治的所有过程，重点区分了权力集中（专制）与权力分散（集体管理）两种治理类型。在多个宏观区域范围内，显著发现专制治理结构往往伴随着较高的财富集中度，即基尼系数较大。而集体治理或更民主决策形式则倾向于抑制极端不平等的产生，表明制度安排对于经济不平等的形成与深化具有实质性的塑造力。特别是在拥有多级政治机构的社会中，权力如何集中成为决定实际财富分布的关键变量。
再加上外部资源如金属、畜牧业以及控制贸易路线的能力等，也与高不平等水平密切相关，这些因素不仅提供了财富积累的物质基础，还支持了政治权力的集中和强化。值得注意的是，古代城市的兴衰并非总与经济不平等减少同步，比如中美洲特奥蒂瓦坎城的崩溃后，不平等反而在多个尺度上有所增长，挑战了传统认为社会崩溃必然带来财富平等化的观点。社群经济结构和治理实践的多样性意味着不平等的变化路径极为多元，不能以单一线性模式概括。综合以上数据与分析，可以看到经济不平等的历史演进远非简单的线性进程。从新石器时代农业开始，到青铜时代城市的兴起，再到复杂的王国与帝国体系，经济不平等的表现形式和程度千差万别。其背后不仅仅是单一生态或人口压力所致，更受制度设计、治理模式和社会文化的深刻影响。
财富差距的社会构建特征明显，反映出历史上的不同“财富不平等制度”，这些制度塑造了各个文明的社会结构、资源分配和权力格局。相较于之前着重依赖文献或现代民族志资料的研究，基于考古住宅分布的定量分析大大丰富了我们对跨时空经济不平等的理解，突破了数据局限和地域偏差，实现了更广泛的全球对比。从理论上看，这一系列发现推动了社会科学思考从单因果解释转向更加复杂、多元和动态的视角，强调中间层次的理论建构和制度变迁研究在揭示财富不平等机制中的关键作用。治理结构不再被视作简单的变量，而是被重新认识为深刻塑造社会财富分配的结构性因素。最后，理解经济不平等的演变不仅对于历史学界意义深远，对当代社会治理与政策制定同样具有价值。认识到不平等是社会选择、制度设计和权力动态共同作用的产物，有助于为减少现代不平等提供历史借鉴和理论指导。
强调治理的多样路径及其对不平等的调控潜力，为构建更加公平和可持续的社会开辟了研究与实践的新方向。综上所述，经济不平等的宏大叙事应被置于跨地域、跨时代的广阔框架中，结合实证数据和制度分析，摆脱过度简化和单一因果的束缚，展现其丰富的历史变化面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财富差距的根源，洞察人类社会复杂性中的经济不平等，进而推动全球公平与正义的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