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政治经济形势不断剧变的今天,美国作为全球霸主的地位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质疑。近来,"自杀国家"(The Suicide State)这一概念被频繁提及,用以形容美国政治体系内部的自我破坏倾向及其对社会、经济乃至制度稳定性的严重伤害。通过对美国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治理危机及特朗普政府施政风格的深刻分析,我们可以更全面地理解这一现象的根源及其潜在影响。美国如今的景象不再仅仅是政治失序,更是经济体系内在矛盾激化的集中表现,资本主义自身的结构性困境与国家治理模式的缺陷交织,形成一种自我消解的闭环。首先,从经济层面看,美国资本主义经历了长达数十年的转型与危机累积。曾经以制造业为核心的经济模式被金融化与资产管理资本主义取代,集中表现为金融巨头与资产管理机构对经济资源的强势把控。
以BlackRock为代表的巨型资产管理公司,已经掌控了大量上市公司的股票权益,并深度参与政府经济政策的设计与执行。这种金融资本与国家机器的紧密结合不仅带来了阶级财富的极端集中,也扭曲了市场的竞争机制,使得风险承担和创新动力逐步消亡。经济增长乏力与劳动力生产率下降是这一系列问题的直接反映,有限的利润空间导致投资意愿衰减,产业竞争陷入"创新驱动力不足"的怪圈。资本积累困难加剧,企业利润空间被压缩,经济活力日益萎靡。新的工业政策和政府援助虽然在短期内缓解了局部困境,但未能从根本上扭转日益恶化的结构性问题。与此同时,国家自身的治理能力和自治性出现显著退化。
传统的"进步管理国家"模式逐渐瓦解,国家既未能有效协调内部资本竞争,也无法有效维护公共利益。政府官员的行为日益呈现出利益集团驱动、短期博弈及个人权力攫取的特征。特朗普第二任期的表现堪称这一趋势的缩影,通过大量行政令、大规模裁员、司法干预以及对移民政策的极端强化,展示了一个陷入权力纠缠和政治异化的执政机构。特朗普政府试图运用历史遗留但极具争议的法律工具,如1798年外敌法案,将移民问题刑事化、军事化,使得原本人权保障下的制度框架彻底失效。这种法律手段的武器化不仅激化了种族与阶级矛盾,也反映出政府权力正逐步摆脱法律约束,走向集权与极权的边缘。同时,特朗普团队对司法机构的攻击和对政治异见的打压进一步说明,法治基础正在被赔毁,政治治理变得高度私人化和碎片化。
经济与政治的困境同步进展,美国社会爆发广泛的抗议和反抗运动,显示出民众对这种权力滥用和经济不公的强烈不满。从南加州蔓延的骚乱、冲突,到网络空间中的算法暴力和资本主义社会地位的羞辱感,这一切反映了社会结构的深刻裂痕。社会生活被资本驱动的监控和压迫机制渗透,而民间的反抗则以各种形式表达出对现状的不满与拒绝。理论界对美国现阶段问题的解释呈现多种视角。一派如米高•佩蒂斯和马修•克莱因等经济学家,则通过"储蓄过剩"理论,试图将美国经济问题归结于全球贸易不平衡,从而将矛头转向国外资本主义国家,忽视了美国资本阶级自身的政策失误和剥削机制。另一派学者,如亚当•图兹,则强调美国政治的无序与非理性,反对将特朗普政府简单看作有序的统治计划,而更多视为资本主义深层危机的表象,其治理方式激进而破碎。
图兹的分析体现出一种防止将美国政治危机"合理化"的重要态度,指出当前局势源自现代资本主义生态系统内部的溃散,而非特殊的策略布局。社会理论本身也面临着严峻考验。基于凯恩斯主义的"进步管理国家"理念与布鲁诺·拉图尔等人的"情境主义"社会学均未能有效界定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转型特别是其治理模式的失效。理论上的"进步管理国家"假设不再成立,且经济学和政治学理论对国家与资本关系的反思显得不足,忽视了资本与政策之间不断自我破坏的动态关系。资本关系的基本矛盾, 即资本家通过压榨劳动者以获得剩余价值,却自身难以维系这一剥削关系平衡, 导致国家权力陷入一方面保护资本积累,另一方面又无力抑制资本内部竞争及阶级冲突的两难境地。这种矛盾表现为"国家自治化"的反演,国家既是资本统治的工具,又逐渐失控于资本分裂的内斗之中,治理功能不断弱化。
全球化背景下,国家间资本竞争日益激烈,国家旨在保护本土"国家冠军"资本的资源配置战术,外加不断升级的外交和贸易摩擦,使得美国的国际角色复杂而矛盾。经济政策的反复和贸易保护主义的短视,折射出国家尝试压制资本竞争矛盾的枝节挣扎。历史的深化背景则揭示了自战后以来美国国家与资本如何相互塑造的路径。经历了建立"混合经济"体系的辉煌年代后,19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体系持续衰老,国家的财政与治理压力不断攀升。财政赤字、国家债务膨胀、通货膨胀及利率飙升,构成对旧有国家经济管理模式的冲击。资本阵营以金融化和资产管理资产占主导为了应对利润率下滑及产业危机,伴随着福利国家的萎缩和新自由主义政纲的兴起,社会结构和阶级力量发生深刻变化。
然而,这种困境并未导致市场秩序的复兴,反而形成了"资产管理资本主义"与国家干预的奇特结合状态。国家财政大规模介入、持续救助金融机构,以及企业和政府间深度交织的利益网络,表达了一个资本主义走向自身"迟暮"的悲剧。最终,在这一复杂局势背后,"特朗普第二次执政"及其所体现的治理混乱,是资本主义体系结构性死亡的政治反映。它既是制度衰败的结果,也是加速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矛盾激化的催化剂。上述治理和经济的失衡趋势预示美国国家工具的政治自治性与官僚体系的功能正面临严重瓦解,导致社会管理陷入失灵状态。从社会抗争到政府权威的下降,美国正处于转型的历史关口。
此刻,关键不是简单回归过去的治理模式,而是对资本主义系统内部动因的深刻审视,寻求社会与经济制度的根本变革。否则,"自杀国家"的宿命可能真将走向不可逆转的终结,震荡其政治制度和世界领导地位。正视这一危机,应从资本关系、国家权力与阶级斗争三个维度入手,展开对策与反思。只有构建新的社会经济秩序,恢复公正与效率,才能化解潜藏的深层矛盾,避免陷入全面的崩溃与动荡。今日美国正在上演的"自杀国家"故事,正是一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内在危机的缩影,令人警醒,也呼唤着对未来新路的不断探索和努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