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秋天,英国一笔罕见的大额加密资产处置争议引发广泛关注。伦敦警方在2018年查封的一笔涉案资产 - - 约61000枚比特币,如今按市场价格估值高达数十亿美元,而被诈骗的受害者则来自中国,涉及人数达12.8万。英国高等法院和财政部门正面临一个艰难抉择:是按照当年投资的原始价值向受害者发放赔偿,还是将随市场涨幅而增长的巨额差额纳入国库或用于其他公共目的。这个问题不仅关乎个案的受偿公平,也涉及司法原则、国际执法合作与加密资产处置的长期制度安排。 案件基本事实相对清晰。涉案资金源自一起针对中国公民的大规模电信与网络诈骗,犯罪团伙在2014至2017年间骗取了大量投资款,最终将所得转换为比特币并带到英国。
警方在数年侦查后确认了涉案者并于2018年在伦敦查封了这些加密资产。涉案的两名主要嫌疑人对相关犯罪事实认罪并在英国受审。按已披露的信息,受害者的初始被害金额约为6.4亿英镑(约8.6亿美元),而按当下的比特币价格计算,被查封的61000枚比特币市值已接近或超过70亿美元,二者之间存在多达数十亿美元的"升值差额"。 围绕这笔差额的争议,首先触及的是英国国内的法律框架。根据现行的《犯罪收益法》(Proceeds of Crime Act)和相关程序,执法机关可以没收犯罪所得并将其纳入国家管理。在很多情形中,被没收的资产会进入国库或用于特定用途;同时,法院可以依据民事赔偿或其他程序向被害人下达支付命令。
然而,法律并未对加密资产因市场波动导致的"升值"如何分配作出一致且前瞻性的指引。在传统财产案件中,通常以被害人在被剥夺时的实际损失为基础计算赔偿,但加密货币的剧烈波动与大幅升值让这一做法面临现实挑战。 从受害者权益的角度看,众多被诈骗者期待能够拿回他们的全部损失,包括因资产保值或升值带来的收益。对受害者而言,追讨的目标是恢复其被剥夺的资产价值,而非仅仅追回犯罪时的账面损失。尤其在诈骗持续多年后,部分被害者可能已经遭受生活与财务上的长期冲击,他们期望司法救济能尽量弥补实际损失与精神伤害。在国际正义与受害者保护的语境下,要求受害者获得按现值赔偿具有强烈的道德直觉性。
但国家财政和法律实务层面存在不同考量。部分财政官员与法律顾问担忧,如果将因市场涨幅形成的巨额差额完全返还给境外受害者,可能会对国家预算、公共支出安排及未来资产处置形成先例。尤其当查封资产成为巨额国有"风投资产"时,如何在法律上确保同类案件中各方权益平衡,是一项复杂的制度问题。有报道称,部分财政内部曾讨论将这笔"风水"用于抵消预算缺口,但财政部同时被指示在预算核算上不要将此类资金计入可用资源,显然对外部舆论与法律风险保持谨慎。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维度是法律与司法风险。若政府试图将差额纳入国库,可能会引发漫长复杂的国际民事纠纷与资产返还诉讼,导致司法程序耗时多年、成本高昂。
受害者或其代理律师可以在英国或中国发起强有力的民事追索,指控国家或执法机关侵害受偿权利;同时,也可能出现第三方主张利益的情况,例如在资产处理过程中出现的债权人、合规问题相关方或其他国家执法机关的竞争主张。高等法院在决定赔偿数额时需要权衡国际私法原则、财产法规则与《犯罪收益法》的适用范围。 从国际合作和反洗钱治理的视角,本案具有重要示范效应。跨境诈骗案件的典型做法是将非法所得快速转换为加密资产并跨境转移,试图规避监管与执法追踪。警方面对的是技术复杂、流动性强且易于匿名化的资产形态。成功查封并保全如此规模的比特币显示了英国及其国际合作伙伴在侦查技术、情报交换与资产追踪方面的能力,但如何在法律框架内合理处置并优先保障被害人权益,则是更长远的制度难题。
若英国作出将资产按现值返还并同时设定新的操作规则,将形成重要先例,影响未来国际协作与资产追回策略。 加密货币的高波动性使得"谁得利"成为一个伦理与法理双重问题。若法律认定被没收资产是否合法属于国家所有,并允许国库从中获益,可能激励更多案件中将没收资产视为政府短期财政来源。但如果把这一逻辑推广,会带来两方面的负面影响。一方面,可能削弱受害者的追偿权利,降低司法对犯罪受害者保护的优先级;另一方面,若执法机关被视为可以通过没收升值资产获得财政收益,可能在公众舆论中被解读为"以犯罪为利",从而削弱执法的正当性与公信力。相反,若法院坚持以受害者原始损失或按现值全额赔偿的原则,则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国际受害者权益与司法正义,但也可能带来预算与行政操作上的现实难题。
比较法视角下,其他司法辖区在类似问题上也尝试过不同路径。美国司法部近年处理的大额加密资产没收案中,往往优先考虑对被害人的返还请求并结合刑事罚金、民事没收与受害者基金等多重手段。加拿大和欧洲部分国家在资产处置和受害人赔偿之间也寻求折衷,设立专项赔偿基金或通过司法分配机制进行再分配。关键在于建立透明、公正且可操作的分配规则,明确没收资产在不同情形下的优先权与适用程序。 对受害者与其代理团队而言,争取按现值赔偿的法律论点可以包括:犯罪收益应返还原所有者或其合法继受人;资产的升值系犯罪收益的延续性表现;合理补偿应当按照被害人在最接近当前状况时的实际损失来衡量。对政府和法院而言,回应这些论点需要兼顾法律原则、程序性公正与公共政策影响,包括如何防止滥用没收权、保护国家财政稳定以及预防司法资源过度消耗。
展望可能的结局,存在若干现实路径。法院可能裁定优先向被害人支付与其原始损失相当的金额,同时对剩余差额设立专项处理机制,例如纳入司法没收基金、用于支持反诈骗与国际合作项目或在特定条件下分配给受害者。另一种可能是法院判定按现值全部返还给受害者,但伴随严格的证据与身份核实程序,以防止重复索赔与诈骗伪造。第三种情形则是政府与受害人之间达成和解,由行政机构在司法监督下制定分配方案,从而避免长时间的诉讼。每一种路径都将产生不同的法律先例与政策信号。 对于未来制度建设,有几点建议值得考虑。
首先,需要在立法或司法解释层面对加密资产没收后的处置规则作出更明确的规定,明确受害者赔偿的优先顺序与计价基准。其次,应建立跨国受害者赔偿协调机制,确保在跨境诈骗中各国受害者能够通过统一的信息交换与核验程序获得及时赔偿。第三,司法与行政机关在处置高波动性资产时,应采用透明的评估与分配程序,利用独立审计与公开监督增强公信力。最后,国际间应加强对加密资产追踪与资产回收的技术合作,提升快速冻结与保全能力,减少因长期保全而产生的估值与处置难题。 归根结底,伦敦这起61000枚比特币的处置争议,既是对单一案件司法智慧的考验,也是对国际法律体系在数字资产时代应对能力的检验。如何在保障受害者权益、维护法律权威与兼顾公共利益之间找到平衡点,将决定这一案件的最终结果,也将影响未来类似案件的处理逻辑与全球反洗钱治理的演进。
面对加密经济带来的新挑战,法律与政策需要更快地适应技术现实,同时坚持对受害者的基本保护与司法程序的正当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