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埃及文明作为人类历史上最著名且延续时间最长的文明之一，其人口的遗传背景一直是多学科研究的焦点。尽管考古遗址丰富，文化遗产璀璨，但由于气候条件和DNA保存的限制，古埃及早期人口的全基因组数据一直难以获得。直到最近，科学家才成功解密了一位约公元前2855年至前2570年间生活在埃及努韦拉特墓地的成年男性的全基因组序列，为我们了解古埃及人的起源和迁徙提供了重要线索。该研究跨越了埃及政治统一随后的几个世纪，涵盖了早王朝时期与旧王国的过渡阶段，是对古埃及早期社会的宝贵基因学视角。 努韦拉特个体的遗骸以陶罐葬埋于岩石墓穴中，这种罕见的葬俗可能有利于DNA较好的保存。通过辐射碳测定，他生活年代恰逢埃及旧王国的盛世，此时埃及已兴建包括阶梯金字塔和吉萨大金字塔等举世闻名的建筑奇迹。
先进的DNA提取及测序技术使研究者能够获得2倍基因组覆盖度的数据，为后续全面的遗传分析奠定基础。 基因组分析显示，努韦拉特个体的主要基因组结构与北非新石器时代群体最为接近。具体来说，大约77.6%的遗传成分源自公元前4780年至4230年间的摩洛哥中世纪新石器时期人群。这一结果支持了古埃及人与泛北非地区早期农耕文化有深厚的血缘联系，也印证了考古学上材料文化相似的假说。与此同时，他的基因组中约20%的成分与东部肥沃月弯地区，包括美索不达米亚的新石器时代群体相关联。这暗示着当时不仅仅是物品和文化技术的交流，更存在人与人之间的迁徙和基因流动。
肥沃月弯地区是人类农业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涵盖了现代的伊拉克、叙利亚及其周边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该地区人群向广泛地区传播农业及相关文化技术。与此同时，这些文化元素，包括家畜驯化、农作物种植、陶器制作及书写系统等，通过贸易和接触传入埃及，促进了古埃及文明的崛起。努韦拉特个体基因中与该地区的联系，为这段物质文化扩散背后潜在人口迁徙提供了实证支持。 除了遗传分析，古DNA研究团队结合了个体的考古背景、骨骼形态、牙齿形态以及多种同位素分析成果，全方位还原其生平环境。多重同位素数据明确显示，这名男性幼年及成长阶段均生活于尼罗河谷的干热气候区域，饮食结构以小麦、大麦等谷物及陆生动物蛋白为主，符合古埃及典型人群的饮食习惯。
牙齿及骨骼的极度磨损和严重骨关节炎显示他经历了漫长的体力劳动，职业疑似陶工，这一点恰与其被安排在价值较高的陶罐葬礼仪形成反差，反映了当时社会阶层与劳动身份之间的多样化。 古DNA鉴定的线粒体DNA和Y染色体单倍群分别为I/N1a1b2和E1b1b1b2b~，在现代北非和西亚地区均有较高频率，进一步佐证其历史地理的遗传归属。基因组的检测未显示近期亲缘关系的迹象，暗示其祖先族群保持一定的遗传多样性并避免近交。 基于最新的qpAdm方法，对努韦拉特个体基因组进行模型拟合后，最符合的祖源模型为摩洛哥中世纪新石器人与美索不达米亚新石器时代群体的基因混合，且不支持单一来源模型。三源模型也获取类似结果，暗示该遗传组成在学术视野中已有多重可能的来源与演变路径。 值得一提的是，努韦拉特个体的基因中，未检测到与非洲东部及中部个体相关的亚撒哈拉非洲成分，这与该时期埃及上层社会的群体结构相符，也暗示非洲内部基因流动对当时埃及人口的影响有限。
后期从青铜时代起，西亚黎凡特地区的基因输入逐渐增加，可能与青铜时代迦南人的扩张及随后多次历史转折相关联，如西克索斯入侵等，但这种东部亚欧基因成分在努韦拉特个体中并不显著。 将努韦拉特个体的基因组数据与第三中间期（公元前787年至前544年）埃及个体进行对比，揭示了古埃及遗传结构的连续与变化。第三中间期个体显示明显的黎凡特群体基因进入迹象，反映了数千年间复杂的迁移与通婚历程。现代埃及人的遗传学结构呈现更复杂的混合特征，涵盖了从北非、西亚至非洲多区的多元祖源。东非与西非的基因成分主要属于较晚的历史性迁移，使现代埃及人的遗传景观更加多样。 努韦拉特个体的遗传发现为古埃及早期人口的祖源提供了直接证据，证实了古埃及文明不仅依赖于本地北非基因资源，同时也涉及来自肥沃月弯地区的人口流动。
这一发现反映出古代文明传播过程中，文化和基因流动是相辅相成的双向过程，而非单纯的物质文化传递。努韦拉特个体的图谱为未来古埃及及邻近地区更多基因组数据提供了重要参考，推动了埃及与亚非之间人口历史的深入研究。 整体而言，努韦拉特基因组的解读突破了古埃及早期DNA难以保存的技术瓶颈，通过跨学科的整合分析为人类学界揭示了深刻的人口互动版图。未来随着更多古埃及考古发掘和古基因组研究的开展，期待能揭开更多古埃及人在地域联系、社会身份及族群变迁中的遗传真相。这样的研究不仅丰富了我们对世界四大古文明之一的理解，也极大地促进了古代人口迁徙和文化交流研究的全球视野。
